“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由于这样开放的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五方杂处，使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在中国，红色常被用来象征革命。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那么，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到底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说，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来看，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在这方面的学说已有很多。同时，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出了不少白话文报刊和书籍。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晚清时期的上海亦相当普遍。特别是，《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相比之下，北京没有上海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没有这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这么多的妇女在工厂里工作，也没有这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当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上海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对此，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具体描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　《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例如，《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反杜林论》（吴黎平）、《帝国主义论》(刘埜平)，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马恩列的著作。这一时期，还掀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销路不错。

正是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经过比较和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还可以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的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过后四名即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总和。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总人口的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极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却在上海难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彻底。这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里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它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是一个县就有一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发动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发动，就要利用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数量远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活跃在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报刊，以及律师事务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