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初期,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学界跌落至无人问津之境。近年来,为走出俄罗斯政治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困境,人们在反思自由主义改革失败、批判俄罗斯资本主义负面现象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试图重新激活与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方法论潜力,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呈现复兴态势。乌拉尔学派便是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活力与生命力的流派之一。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30余年的发展中,经由自发到自觉的理论批判与建构,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风格,完成了由“新生代”到“生力军”的角色转变,引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微弱复兴中呈现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转向的特征,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成为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论域。基于此,本文着力探讨乌拉尔学派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创造性阐发。
一、人的缺失与存在性的浮现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弘扬的科学理性和对必然性的强调切中了彼时苏联国内理性启蒙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相应地削弱了主观能动性,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见物不见人、人被物所遮蔽的“人学空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苏联哲学开启了对人之存在性的深厚遮蔽。乌拉尔学派作为俄罗斯较早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团体之一,其研究正是始于反思苏联官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阐发。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在本体论范畴中强调物质第一性、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以及事物发展规律之必然性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结果。彼时,列宁急需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寻求理论基础,击破俄国民粹派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民粹派知识分子身上的幻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俄国封建专制的灭亡与社会主义发展之客观必然性的把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动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开展适合苏联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苏联特色的“启蒙运动”,列宁以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政策作为现实依托,在激烈的哲学论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领地位,并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路向进一步体系化、理论化。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集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指导思想。在大部分当代俄罗斯学者看来,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苏联哲学主要表现为斯大林对马克思的教条式阐发,他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不幸的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即尽管斯大林对马克思的解释(在苏联以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形式存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证明是不充分的,但它仍然存在。”
从俄国文化史和哲学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当代俄罗斯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认为在十月革命后宗教哲学无法在无神论政权下获得存续之合法性,在苏联本土黯然谢幕,“1917年的革命内在地蕴含了这种文化现象的中断和随后的消亡”。在他们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此开启了作为官方哲学的近70年跌宕起伏的理论漫游,也由此开启了对人的深厚遮蔽——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始终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思想界普遍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无主体概念的学说,认为其中不存在人学或价值论的内容。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出台的正式文件还是苏联哲学界的学术研究,始终呈现出见物不见人、人被物所遮蔽的缺失样貌。“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没有找到其位置,而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
究其根本,苏联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于以抽象物质作为本体,结束于对某种终极精神意义的意向性追求,它所执着追问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苏联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对必然性的强调自然相应地削弱了主观能动性,而人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客观规律的奴役和宰制。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广泛而持久地植根于大众意识之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A.A.古谢伊诺夫(A.A. Гусейнов)院士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式,为俄罗斯人指明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并无二致,“神人”的生成抑或共产主义联合体的造就都符合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价值期待,关键在于其中蕴含的具有俄罗斯传统文化特色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C. 斯焦平(B.C. Стёпин)进一步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生活的条件下扮演了劳动人民应当接受的特殊的宗教的角色”。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长盛不衰有其自身存在的“土壤”,它不仅适应了苏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契合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伦理特质。
另外,乌拉尔学派代表人物П.Н. 康德拉绍夫(П.Н.Кондрашов)通过剖析比对马克思著作在苏联时期的俄文译本与德文原文,指出俄文译本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误读”。大部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译本将马克思的哲学术语作以经济为导向的生产技术术语阐释,对其进行机械的、无灵魂的公式化处理,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和事剔除出去,抹去了马克思的哲学术语中承载着生命力和情感的存在主义内涵,这种“误读”也进一步制造了苏联哲学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断裂。康德拉绍夫认为,马克思对异化、非人道、非人化等术语的使用以及对工作、劳动、价值等通用术语的理解均体现出存在性特征,其哲学思想并非纯然的结构功能主义或新实证主义分析。在德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沃尔特劳特·谢利克(Waltraut Schälike)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译本对“生产力”一词的译解混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Produktivkräfte”和“Produktionkräfte”的区分。实际上,“Produktivkräfte”代表潜在的发展力量,这些力量汇集在现实的个体需要和生产资料中,但尚未被纳入生产活动中。“Produktionkräfte”则是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已经确立并体现在实际产品中的生产力,包括物质和精神、自然和社会、消费和交换产品等。谢利克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正是现实个人在其活动中实际的和有效的力量,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生产活动的结果——具体的人、物和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力是蕴藏在事物之中无法被直观的存在,只能在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积极能动的实践关系中显现出来。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译本仅将重点放在生产活动的结果而非人的生产活动本身,只看到人类创造力的实际存在而忽视了人自身潜在的创造能力,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还原论”理解和物质拜物教。“然而,目前俄文版本中以经济为导向的译解实际上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工厂哲学家’、一个‘粗鲁的共产主义哲学家’、一个普遍劳动义务的倡导者,而马克思本人探讨的核心思想是消除异化劳动的必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中也提到苏联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遮蔽了马克思真正关切的异化问题,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化为政治经济的单一学科。“当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波、微粒和‘连续—非连续’的客观辩证法,‘自由地’讨论这些问题时,真正关键的问题却被忽视了。真正利害攸关的东西不再处于人们思想的前沿,而是被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进入自然和宇宙论的深处。”在这里,列斐伏尔所说的“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即是人的现实异化与“异在”的非人环节,包含着马克思的人文关怀。因此,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译本对马克思术语的粗浅理解,这些词语本身最为重要的存在性语义被抹净,自然也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学空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纯学术层面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迎来人道主义转向这一重大变化,众多学者逐渐将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符号学、现象学、语言哲学等相结合,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多视角阐发,并将人学问题作为独立的课题来研究,包括人的发展、价值、生存方式等热点问题。从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部发展来看,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苏联哲学的后期转向产生了影响,而人的存在问题亦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从苏联社会的内部发展来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苏联哲学界掀起了批判苏联官方哲学的浪潮。其中,苏联新哲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Э.В. 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突破了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局限,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这一阐释路径实际上强调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高扬了人的主体价值,使苏联官方哲学有机会从必然性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从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来看,人道主义转向也呼应了俄罗斯文化传统和东正教传统对于人的精神需要、尊严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注,带有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印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始逐渐从教条化向人道化转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双重影响的结果。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中对人、人本主义、存在性的呼唤已经悄然开始。乌拉尔国立大学哲学学院始建于1965年,其中,由К.Н. 柳布金(К.Н. Любутин)担任主任的哲学史系成立于1969年,与该时期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转向特征同步。以往“不仅在这座城市,不仅在乌拉尔地区,而且在从莫斯科向东直至国家最东部边界的整个广大领土上都没有哲学相关学科(即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逻辑学、宗教学)的专家培训,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上独立、非教条思维趋势的兴起,对这一知识领域专家的培训需求更加迫切”。乌拉尔国立大学的哲学史系是乌拉尔学派在地理意义上的根据地,在成立之初以“哲学史上的人与人性问题”作为研究主题,梳理和反思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人与人性问题,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历史与哲学研究”系列论文中。
二、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人类学还原
乌拉尔学派重解马克思哲学的第一步是前提性澄明,即还原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并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与主题作整体判断。该派创始人柳布金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哲学文本不够熟悉是苏联官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误读的认识论基础,因而,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相分离是挖掘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要义之第一步。
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时间较晚,对马克思的哲学认知完全是透过恩格斯后期著作中的“形而上学”棱镜而折射出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均侧重解决诸如世界的物质客观性、规律辩证法等形而上学问题,几乎没有关于人学的研究,故而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出版之前,对马克思哲学的整体认知被烙上“见物不见人”的印记。虽然《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于1932年以原始德文版本发行,但是囿于难以突破的语言障碍和晦涩的哲学思想,彼时的苏联理论家们难以在短时间内领会该著作的思想要旨。柳布金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进行区分解析,阐明马克思哲学反思的起点和终点是现实的个体及其生存实践状态,主张从现实的、有差异的、个体的行动出发去研究人类社会。“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与恩格斯的立场相比,马克思哲学的特征是基于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即建立在实践和人类行为基础上的方法来阐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可以看到,柳布金是从实践优先性入手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他将哲学人类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世界观基础的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哲学范式。该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派别有很大重叠,这是因为他们所回击的都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主张“实践”也即“感性活动”才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本,马克思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才真正实现了存在论的哲学变革,真正的哲学必须从主客体实践关系出发并以此作为核心主题。
在此基础上,乌拉尔学派以从人本主义来定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为主线,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人学奥秘及其所实现的人学革命。在柳布金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理进一步具体化为实践哲学,从具体的主体性视角去理解现实世界,将“真正活着的人”作为其实践哲学的起始点,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柳布金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定义为一种生存或生活哲学,其价值取向不言自明,侧重于人类的日常行为和生存实践。关乎生存的问题自然具有实践的渊源和特性,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实践哲学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使哲学具有了人学内涵。柳布金强调,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阐述了基本的哲学人类学观点,奠定了对作为个体的人进行基础性和本质性研究的方法。自此,哲学人类学思想便成为贯穿马克思全部研究的中轴线,在其后的学术生涯里,马克思反复重申了这一结论。在这里,柳布金是在广义层面上来使用“哲学人类学”一词的,即将其作为一种关于人的来龙去脉的总体性哲学研究,而非狭义层面上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创立的西方哲学流派。“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的本体论,一种不完整的知识的认识论,它是一种哲学,从对主体与客体的实际相互作用的分析中得出物质性原则(克服沉思)和发展性原则(克服形而上学)。”
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在柳布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包括两个面向:人的本质学说和人的基础学说,二者在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学框架内分别指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在《1857—1858年经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对人的依赖阶段、对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三种历史形态论“重新回归到了理论社会学范围内的人学原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通过理论社会学间接地表现出来”。在这里,柳布金所说的“理论社会学”即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三大形态论则是以人自身发展的历史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似与主体无涉而具有客观性的生产力是在现实个体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要素无疑是对实践的重要性以及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高度肯定。因此,虽然政治经济的原初问题是社会生产而不是人的问题,但有理由认为政治经济批判依然内在地立足于并体现出以哲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
乌拉尔学派重解马克思哲学的第二步是在相互构成的语境关系中考察主客体问题,并就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主题与体系进行阐发。马克思曾指明:主体不是在直观形式中,而是在实践形式中感知客体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框架中占有重要分量。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认为,从主客体关系问题入手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马克思哲学的原创性。马克思并非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主体,也反对用抽象的主体概念无差别地指代所有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去理解“人”或“主体”,个人是具体的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而不是抽象意义上一概而论的主体,他们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由这些历史条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柳布金在确立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哲学人学基础后,也将研究重点转向主客体问题,以进一步明确何谓马克思哲学中的主客体。他考察了马克思哲学中主客体概念的理论地位和前提,揭示了其内容、思想和方法论意义,指出主体和客体之间是相互构成的语境关系。根据柳布金的研究,主体与客体在各个层面的相互作用机制至少包括三种关系——实践关系、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为了充分界定主客体的概念,不能试图把它们归入更广义的范畴,而要将主客体概念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揭示出主客体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性质。诸如“主体是有意识或具有实践和思维能力的人,客体是外部世界或自然”的定义是不准确和片面的。概言之,考察任一范畴,都要从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成对关系入手。如前所述对主客体问题的片面解读,要么是没有理解某一范畴所属于何种成对范畴这一方法论原理,要么是在理解之后不能准确地运用这一原理。秉承这一方法论原则,柳布金给出了以下定义:主体是目标设定和实践活动的载体的现实物质与精神存在,客体是主体与之直接互动的自然和文化世界。
在对主客辩证法问题进行分析后,柳布金将对主客体问题的研究成果与先前确定的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人学基础相结合,就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主题得出全新结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建构。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作为主体)与世界(作为客体)的实践关系。通过对人类实践史、精神史、宗教史及哲学史的分析,马克思将哲学的对象性问题的历史发展视野奠基于“人和世界”之上,而现代哲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主体和客体的一般理论,二者的问题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从中分化并构成了各种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如美学、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哲学等。按照柳布金的分析进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体包括哲学人类学、主客体关系学说、关于主体或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存在的社会哲学、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意义与价值关系的价值论这四个部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关涉从活生生的具体个体的生命形式到人类社会的最终存在形式的整体阐释,在阐释从个体到社会这一层面的运动中形成了社会哲学,在阐释从社会到个体这一层面的运动中形成了哲学人类学,马克思正是在这一辩证循环的分析中展开其独特的哲学探索。
由此,柳布金基于对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特征的分析,完成了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框架和内在逻辑的澄清。他坚持对马克思哲学作哲学人类学阐释,基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相统一的原则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柳布金看来,马克思哲学是关于实际存在的人的学说,确立了衡量人类实践活动的人文主义标准,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哲学知识体系也应该从主观的即人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人与世界的问题。比如,“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人与世界如何相互关联?人何以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些问题都意味着,了解人要将此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而了解世界则要将它与人联系起来。因此,真正的哲学必须始终以人为中心,必须从人在场的方式出发,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在场的方式就是实践。因此,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实践是哲学知识体系的出发点。从实践(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统一的联系)出发,既可以了解人,也可以了解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柳布金将马克思哲学建构在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哲学范式这一方法论之上,涵盖了人与世界(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所有方面。在康德拉绍夫看来,柳布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努力促进并发展了系统化思维,一定程度上反抗了当代哲学中后现代主义的反体系趋向。
三、存在论视域下人对世界的情感关系
康德拉绍夫继承了柳布金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深刻分析,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存在主义语义是人对世界的非冷漠共情性感知,植根于人作为苦难的存在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本能力。在澄清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康德拉绍夫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在阐发人的本质时实现了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的结合。
首先,康德拉绍夫区分了“存在主义的哲学”和“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前者特指与“本质主义”“非存在主义”“反存在主义”相反的哲学思维,通常关注与人类存在相关的问题,如生命的意义、人的情感体验、人与世界的关系、死亡、爱与自由等。“非存在主义”的哲学“要么因为思维的特殊性而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要么宣称它们毫无意义甚至有害(新实证主义)”。后者专指西方哲学史中由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的哲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康德拉绍夫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存在主义的相关议题,如日常生活、痛苦、激情、自由等。仅在这个意义上,他将马克思的哲学描述为一种具有存在主义倾向(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的理论。“在这里并不是说马克思是存在主义者,而指的是马克思谈到的人对于世界的情感方面的接受和反应,有关于情感性的描述和评价,比如谈到人在工作的时候会因为工作很累感到恶心,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会形成劳动者对于劳动过程本身、对于其他人甚至是对于自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感情回应。”可以看到,康德拉绍夫主要是从“情感接受”或“情感反应”的层面去谈存在主义倾向,且明确提到这一倾向并非通常所说的存在主义哲学。他进一步指出:“区别在于对存在本质的理解截然不同。存在主义者将存在定义为非客观的和不可知的,与社会历史性的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马克思则认为存在是社会实践内化的结果。”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与存在主义哲学在精神旨趣和问题域上共享了某些相似性,这也是为何有源源不断的西方思想家尝试将二者展开对话的原因。但是,二者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理路是不同的,包括对“人”和“存在”等基础范畴的理解也具有深刻分歧。一方面,马克思将人视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在感性实践中确证自身,因此,马克思的存在是人之主体性绽放的方式,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被阐释和显现出来,并不同于存在主义者关于存在的不可知的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强调从实践去理解人的本质与人类社会,“虽然这和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先于本质’具有同构性,但马克思的这种实践生成论绝不同于存在主义人学的生存论。如果说存在主义人学是从生存论的视角去建构个体的、‘自由’的人,那么马克思的实践生成论则是依托‘实践’,从人的建构入手进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历史的建构,最终建构了整个唯物史观”。
康德拉绍夫将实践称作一种“物质—心理统一体”,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活动在心理活动中内化为具体的情感联系,引起知觉—情绪结构的变化,由此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内在的感性体验。“应该把马克思哲学中的存在主义理解为人对世界(自然、文化、他人、自身)的一种亲密情感关系,根植于人作为苦难的存在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本能力,其独特的历史性(与世界的关系)受到个人的具体历史社会和个人生存条件的制约。”可以说,康德拉绍夫立足于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者的立场,从存在论视角切入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回应了马克思对于感性之本体论向度的识别。他所说的情感关系并不只是心理学层面的体验,而具有本体论的维度,是一种原初的生存经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是情感的存在,情感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从未触及活生生的人的感性生命活动,费尔巴哈仅仅以直观形式看见了肉体的、感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则陷入非理性的个体的生存焦虑,马克思则从经验的“我”出发,在历史性视野中上升至“人”,确立起将感性本体化的存在论依据。
其次,在确认了人对世界的情感关系这一存在主义特性后,康德拉绍夫试图审核并建立马克思著作的存在主义词库。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中有许多明确的存在主义语义的术语,这些术语记录了人对世界的共情性感知、人对这种感知的体验以及人与世界在各方面的情感关系,它们表达了人类存在的客观或主观状态。如果说“商品”是构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体系的“细胞”,那么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人”和“实践”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主义范畴体系的“细胞”。康德拉绍夫对马克思的存在主义词库进行严格的语义阐释,将“苦难”和“激情”作为人类感性实践的辩证时刻,强调人只有通过非冷漠的、共情的态度与世界交流才能作为人而存在。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下,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经历着匮乏的痛苦,必然会在对象性的感性实践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超越自我进入客观的外在世界,康德拉绍夫所说的“激情”正是指这种超越自身的驱动力。
康德拉绍夫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总结并注释了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将其呈现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在根本意义上,马克思是通过实践来为人的本质下定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固定和单一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事物或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人与世界的关系,会对人的本质问题得出看似异质性的结论。就这一问题而言,在现有研究中,多数争论围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给出的经典定义,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其人的本质学说的全部。”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与实践分别体现出本质问题上的非建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前者是被动地反映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后者是在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塑造自己的本质。对此,康德拉绍夫也给出了回答。他认为,人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主体与作为其生活实践对象的整个世界处于整体联结之中,主客体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和生成性,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了自身。换言之,实践活动是发生在社会条件和结构中的人类活动,总是在特定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展开,它们构成并依赖于这些社会条件和结构,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实践活动的展开构成的,在实践之外根本不存在。而人是生存性的存在,不能从完成了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生存,这种生成性绽放于主客体的实践关系之中,处在动态生成之中。
由此,康德拉绍夫将人的本质放置在与人相关的诸多关联的语境中,强调了“实践”范畴对于人的本质的基础意义。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总结如下:“在本体论视角下,人是万能的,即不受任何自然和意识的限制,是非本能的;在社会哲学视角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哲学视角下,人是非永恒的历史存在;在存在主义视角下,人是苦难本身,是体验自我存在和乐观地对待世界的能力。但是,对人的普遍本质的最基本释义还是通过实践范畴表述的哲学人类学定义,因为从中可以推断出所有属人的定性判断。”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乌拉尔学派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重视挖掘与维护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价值立场,从人学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主张回到真正的、活生生的以人为核心的马克思哲学,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透视。该学派注重扎根于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以阐发其思想的学理性,向人们澄明正本清源后的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原像,揭示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所包含的方法论和当代价值。具体而言,该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存在论观点,立足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指明马克思将哲学的问题域与历史视野奠基于“人和世界”之上,进而从存在论视域审思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回应了马克思对于感性之本体论向度的开掘,澄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主义意涵。
可以说,乌拉尔学派对感性和现实苦难的关注与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相一致,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重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流派相呼应。长期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否认马克思哲学中存在人学、道德论或价值论的内容,将马克思的思想片面解读为只是关于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面世后,包括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列斐伏尔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践哲学和哲学人类学,对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面向作出了深刻阐释,扭转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单向度理解。乌拉尔学派认为,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学说与社会结构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学说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二者都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因此,哲学人类学和历史进程的科学概念都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该学派将实践作为统一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统一的核心。在现阶段,乌拉尔学派的研究旨在超越一般的历史哲学主题,重点关注在马克思之前出现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潮是如何影响马克思的思想以及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同时,也力图进一步探寻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领域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并试图用这种方法论研究整个社会。
综上,乌拉尔学派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最具活力与生命力的流派之一,在客观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等方面有其独特的学术贡献。首先,该学派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客观研究苏联官方哲学及苏联后期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人道主义转向,这对于我们客观评价整个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其次,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概念的重视具有学理基础,这与我国学界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的研究有共通之处,符合马克思经典原著的核心要义。再次,该学派基于马克思原著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主义人学和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并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这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有利于通过现代哲学的方式在社会微观理论框架内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常性功能。但是,乌拉尔学派的观点仍然存在难以忽视的局限。首先,该学派出于对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反击,过于强调实践优先性,易造成唯物主义原则的失守。其次,康德拉绍夫更多是从原初的生存经验出发,将情感作为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形式,但他没有更深入地从生存论视角论证情感关系的生成。最后,乌拉尔学派的理论探索缺乏现实关照,没有用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存在主义视角批判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尝试把握和回应俄罗斯的时代问题——俄罗斯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