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就该问题进行了多次集中的探讨和论争，每次讨论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都对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促进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打上了各个阶段的深刻烙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该问题上往往设置理论陷阱，以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指导地位的目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革命性话语；现代性话语；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欧阳恩良，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贵阳550001)；肖玉元，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18.9.66～7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编号16JDSZK031)、2018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西部地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的开发与利用研究”阶段成果。

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首先应该明确的重要问题。既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也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性。一方面，只有“正确地采取分期的办法去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才能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做综合的探讨，找出贯穿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全面的系统的理解”^[1]1；另一方面，它又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原则问题”^[2]。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出现过几次较大范围的论争，形成了一些代表性成果，有力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的发展，也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奠定了厚实的学术支撑。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往往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设置理论陷阱，制造混乱，模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淡化或者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作用，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认真梳理、分析和评价20世纪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论争，有助于深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回答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疑惑，抵制错误思潮的干扰。

1901年，作为中国“史学革命”倡导者和“新史学”开创者的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其中乾隆末年至他所处的时代被称为近世史。这一做法被视为中国本土“近世”出现之滥觞，以时代特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从此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编纂的主流。

随着20世纪初不少名为“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当时“近世”与“近代”两个词是混同使用的)著述的问世，学者们也开始了对于“近世”或“近代”时限的思考，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论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开端于“明清之际”还是开端于“鸦片战争”这两种代表性观点。吕思勉、郑鹤声、陈登原、柳诒徵等持“明清之际”开端说的学者以明清易代为界标，着眼“新航路发现”“欧人东渐”的时代变革，“欲将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进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3]263。他们批评鸦片战争说是人为地将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融入世界普遍历史的进程割裂开来，没有认识到“近世”所蕴含的“继往开来”的品质，因而是“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罗家伦、李泰棻、孟世杰、魏野畴、李鼎声、陈恭禄、蒋廷黻等学者以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为界标，着眼于西方列强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明清鼎革只不过是两个朝代的更替，并不能表明中国历史大转变的开始，只有“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4]4。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鸦片战争说显然更能激发起抵抗外辱的民族情感。通过论争，中国近代史开端于鸦片战争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主流。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当时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将其界定在他们所处的年代。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近代史”列为历史系必修科目，并明确规定其时限“起自道光至抗战为止”^[5]。

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近代”上限的论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中，西方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国，欧洲史家的历史分期方法和“近代”概念传入国内，并被一些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背景下展开的。梁启超坦承，他1901年在《中国史绪论》中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即是受日本学者桑原鸷藏1899年《东洋史要》分期的影响。梁启超的这一分期，“由此建立了一个社会进化学说影响下的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其根本目的在于建构自己民族的线性化历史”^[6]36。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以王朝更替为界标书写历史的传统，开启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历史分期，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据主要地位之前中国历史书写的指导思想；第二，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两种话语体系由此起源；第三，产生了一大批以“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为名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第四，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开端于“明清之际”和“鸦片战争”两种主要论断。通过论辩，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成为主流，凸显了救亡图存的革命背景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正当性，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展现出全新的气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中深刻认识到：马列主义是“各国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7]。

根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即使此前持“明清之际”开端说的代表郑鹤声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近代史”^[7]。仅有史学家尚钺根据毛泽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8]626的判断，强调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坚持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始于16世纪中叶明清之际。但这一观点被视为“异端”，遭到了黎澍、范文澜、刘大年、汤志钧等史学家的口诛笔伐，最终尚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观点“显然是不确切的，甚至有错误”^[9]。

在中国近代史开端于鸦片战争已成定论的背景下，学者们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标准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孙守任以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为理论依据，主张以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某些质的变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金冲及以斯大林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述为依据，主张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戴逸以列宁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为依据，主张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时限和具体阶段。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将近代史学科时限界定在1840年至1919年，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中国现代史，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这与早前郑鹤声、刘大年等提出的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观点大体一致。此后，以1919年为界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进行划分很快成为主流，并“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的学科建制进一步定型，形成体制化影响而根深蒂固”^[5]。但部分学者对这一划分提出了异议，如林敦奎认为，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更为妥当，“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0]。荣孟源、马鸿谟、杨遵道、李新、李荣华、赵德馨、陈旭麓等也纷纷撰文表达了类似看法。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氛围，这些意见并未导致大规模的论争。

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在“革命性话语”的单一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性话语的形成，其实践基础是中国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而其理论形态则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密切相关。认真梳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论辩，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参与讨论的学者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在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时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作为理论支撑，在批驳他人的学术观点时也都是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作为思想武器。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进行论述时，随着环境、主题、目的不同，所表述的理论思想角度和针对性各有侧重。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领悟，对这些经典性的表述各取所需，从而导致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产生了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方式、经济表征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等不同的分期标准。研究路径不同，具体结论肯定会有差异，彼此间的辩驳在所难免。梁景和教授认为，“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由于关注经典理论的具体论述，或多或少忽视了贯通的理解，因此虽然都在运用经典理论的文句，但对问题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进而形成那场具有历史时代特征的学术论辩，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11]。但不管如何，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论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第二，进一步厘清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和主线，明确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勾勒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框架，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第三，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为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和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实行，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再次成为学界论争的一个重点，先后参与论争的学者100余人，发表相关论著近200篇(部)，论争的内容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五六十年代。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野。1981年，胡绳改变了他自己原来的看法，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2]1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将191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点，会导致将1919年之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一个历史时代，这既掩盖了社会发展的性质变化，也贬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利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因此“应着眼于历史社会形态将1840年-194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13]。但亦有不少学者仍然坚持1919年作为近代史下限、现代史上限的观点，原因是“讲现代史多年的同志认为再往上去教‘五四’以前的历史，或者专门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都有困难”^[5]。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标准。学者们从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经济等方面逐渐扩展到对近代社会不同发展趋向，近代民族运动走向，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资本主义近代化等问题的思考。针对不同的分期标准，学者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李时岳对胡绳的质疑，汪敬虞与李时岳之间的论战，林华国对李时岳的批评，张耀美对章开沅的评述，戚其章与张海鹏的论战，夏东元对陈旭麓的评价，胡维革与夏东元之间的商榷，都反映了学者之间因宽广的思考而使学术观点产生明显的分歧。而分歧所带来的学者间的相互论辩，使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11]

关于具体的历史线索。这一时期胡绳、刘大年、荣孟源、苑书义、汪敬虞、陈旭麓、章开沅、戚其章、胡滨、夏东元、张海鹏、徐泰来、李时岳等先后发表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还形成了“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三个阶梯”说、“四个阶梯”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两段论”说等等。

总体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五六十年代论争的内容和方法，各种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体系和具体内容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其原因，主要是同这一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现代性话语”的构建和确立并导致两种范式之争密不可分。所谓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性话语，就是以工业化或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化趋势和进程为线索，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内容而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关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可以发挥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同时也能够改变中国近代史学界日益被边缘化的地位。由于现代性话语自引进开始，即是对原有革命性话语的一种挑战，因此两者之间免不了在学术上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辩。这种论争，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于整个90年代，影响至今。两种“范式”之争难分难解，关键的问题在于，参与论辩的学者，往往将现代性、革命性两种本来可以兼容互补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将其视为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两个封闭性体系。

将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无疑是丰富、拓展和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部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借题发挥，欲以所谓的现代史范式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其实质就是力图用西方现代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提出，“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只有西学东渐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所以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14]81等所谓的新观点。这一思想表现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就是主张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界标。其结果，一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判断。二是淡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作用。对此，张海鹏指出：“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无意间抹杀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15]龚书铎强调：“如果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近代史的主线，那么整个近代历史就要重写，就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16]。

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史学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集中讨论，但这一问题依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产生了数十篇(部)相关成果，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新视野。李良玉质疑：“毛泽东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理论可否作为区分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依据”“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近代和现代’可否理解为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中国的‘两个过程’是否就等于近代史的内容”等等。他主张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把专史的方法和通史的分期方法区别开来。^[17]夏明方站在“呼唤一种新革命范式”的立场，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18]。程美宝认为：“我们在治近代史时，不妨把自己研究的场景可能出现之‘物’亦考虑在内，那么，‘近代’作为‘时间’，就好像‘空间’一样，不过是许多人和物曾经穿越过的川流，而不是把前后关系截断得清清楚楚的水闸。”^[19]

一些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时限的相对性和开放性给予了关注。步平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的加深，‘近代’时限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章开沅提倡：“打破80年或110年中国近代史的思维定势，上限至少要追溯至清史乃至明史，下限则要延伸到1949年以后。”^[21]4王也扬、朱宗震、王奇生、姜涛等针对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论点展开了批评，认为这是“人为竖立的藩篱”^[22]；“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23]3。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下限应该后延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或改革开放之初。

一些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划分的界标提出了新观点。王明前提出，鸦片战争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整体性的政治观念的更新和新经济因素的引进，因此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根据是不足的^[24]。朱宗震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25]房德邻认为，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应该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识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6]一些学者提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个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还有学者主张，将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现代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当代史。

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承续了20世纪革命史范式与现代性范式的余脉，同时又掺杂着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子，多维性、开放性、复合性特征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把辛亥革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把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作为中国近现代史断限的标志，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成为各先进阶级和仁人志士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此结束了100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将鸦片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它毕竟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7]把辛亥革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把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标志，势必导致两种后果：要么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把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要么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因此，这两种观点“不仅政治上极其错误，学术上也是十分荒谬的”^[28]。

总之，随着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学术观点也必然会产生变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讨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由于历史分期既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也取决于他们研究历史时的不同视角和侧重点。因此，存在分歧在所难免，正常的学术争论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对于以“学术创新”为幌子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则必须予以认真甄别和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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