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和拓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这具体体现为以下4个方面：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对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的否定；坚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致性；准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其特殊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深入理解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不仅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更有助于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作者简介】李国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6
【基金项目】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研究”（2018EKS004）。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描述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时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揭示，并在此基础上深刻阐释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1]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质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这一规律向我们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基于矛盾的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习近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和拓展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深入理解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逻辑、内在机理、主体性质和表现形式等问题的科学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习近平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性逻辑，认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2]
我们在考察社会历史时，为什么要把社会基本矛盾看作是一个整体？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明确表述，出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经典表述”中。有的学者断章取义，有意或无意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两大矛盾”。显然，这是不具有文本依据的，所谓的“两大矛盾”之间具有相互贯通的内在统一性。
“两大矛盾”之间之所以具有本质联系，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关系的中介地位。只有理解生产关系在联结生产力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中介作用，才能进而解释丰富的历史图景何以可能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43。物质生产一般不能直接决定历史的丰富性，历史之所以呈现为“历史”，主要得益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那么，这些社会关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根源于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相契合的生产关系。不能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生产关系，由后者扩展到多维的社会关系的过程表征为历史在空间维度的蔓延，而社会关系的变革则构成历史在时间维度发展的动因。正因为如此，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原因和根据。当然，“依次决定”的线性解释，虽然能在一般意义上回答生产力规定历史的丰富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性。我们之所以要从整体性维度考察社会基本矛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生产力在特定条件下与上层建筑之间可能产生直接联系[4]。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积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要任务是要把社会基本矛盾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2]
习近平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整体性逻辑的把握，突出体现为他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多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习近平还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5]30而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重点做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两方面的工作。其中，前者解决的是走什么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而后者则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其目的都在于更好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色：一是强调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建立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基础，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深化国企国资改革，鼓励创新国有、集体、非公有等资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着力点彰显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是习近平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结果，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即创造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为谁创造历史的问题。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有原动力的，那就是人们的利益需要。既然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这种动力的动力是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那么，后者就构成影响历史前进的深层次因素。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更高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在社会发展中对人民利益追求的蔑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统治“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6]。保障生产力属于人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关键要义，同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取向。无论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目的都在于在实现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的进程中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利益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11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建立在物质需要基础之上的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需要。
当然，习近平虽然充分肯定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但并没有忽视生产力在特定条件下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直接联系。他反复指出，新时代中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不仅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引领，需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必须切实发挥国家的积极调控职能、彰显法治的保障作用。这就是在强调观念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
进而言之，由于从整体上审视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内容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思想。“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略。这个战略布局是由“一个目标、三大举措”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战略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调整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战略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其总体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作为总体布局，它与作为战略布局的“四个全面”有何关系？两个布局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它们都以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为根本目标。
二、对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的否定
既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规律，那么其运行过程就不应该体现为一种“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2]。一些国外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贬低为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或者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其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缺乏辩证的理解。习近平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是明确认识到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现实过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历史的基本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531我们当然不能把历史前提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因为前者作为以往实践活动的产物带有某种确定性，而对于后来的人来说又往往是一种偶然的东西。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推进，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同样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于是，历时态的物质生产就与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发生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通过不断生成的历史事实获得了表征和确证。
在发挥物质生产的“牵引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领域工作的重要性。这才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题中之义。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晚年马克思”，都没有否定社会结构各要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只是有时出于对黑格尔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自由意识哲学的警惕，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物质生产方面。在回答约瑟夫·布洛赫提出的问题时，恩格斯深刻指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他和马克思都没有忽视政治、精神等条件的历史意义，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591。
这种历史观是对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的否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不能据此得出人类历史发展只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的判断。我们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所以构成“矛盾运动”，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就蕴含对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之肯定的意蕴。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反复强调社会结构发展的关联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2]。这其实就是对经济条件以外的其他因素作用高度重视的鲜明体现。
具体而言，习近平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内在的辩证逻辑的把握，集中体现在他对“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强调上。在政治生活领域，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法治国家、政府与社会一体建设，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的功能。在文化建设领域，同样可以概括出类似的结论。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和严重破坏已经取得的生产力。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新论断，并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8]面对社会成员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新特点，习近平更为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的地位，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性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好新闻网络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的强调，都是很好的例证。
只有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内容，才能科学彰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对于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但是应当进一步指出，对机械的单线式逻辑的排斥，并不意味着将陷入多元决定论的泥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来推进。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不仅鲜明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的论断，同时强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9]153在此基础上，他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贡献，这是由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是习近平的殷切期望。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点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还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
三、坚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致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体性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主要表现为它不仅强调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实现了尊重这一规律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在预定论的意义上看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他们看来，“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7]540。但是，他们并不笼统地排斥历史目的论，而是批判那种把精神实体的意志强加给历史本身的思想。无论是上帝（英雄人物）创世论，还是历史宿命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忽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实际上，历史不是预设的，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是有意识的、自为的历史主体。因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抽象的，不是外在于人的，它只能在活生生的人的经验活动中生成并发挥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无论是对历史前提的不断重构，还是实现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动力的历史过程的演进，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倘若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读为与主体无涉的历史必然性，就无法突显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规定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要通过人民群众意志的介入才能表现出来，通过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就存在于实践条件的特殊性之中；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就存在于人作为主体选择的合力之中”[10]。可见，历史合力论不是对生产力首要地位的否定，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看到人的合力决定历史的走向和发展规律，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历史丰富性才具有现实性。
习近平多次阐释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他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11]697
把人民当作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不仅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更是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甘当群众的学生，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和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事实上，不管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抑或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习近平都反复指出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进一步讲，坚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致性，不仅需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还需要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程中不断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历史本身并没有自身的特殊目的，但它要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需要把人的目的内化为自身的目的。人并不只是实现历史必然性的工具，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于人们对利益需要的追求及其实现的过程中。群众利益标准是衡量主体选择正确与否的科学尺度，人的活动之所以可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根源在于活动的目的偏离了群众对利益需要追求的方向。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5]11。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国梦是整体概念和个体意蕴的统一，它不仅昭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兴盛，更蕴含人人出彩的题中之义。正如习近平所言：“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2]而要实现对发展机会的“共同享有”，必须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会碰到许多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遭遇“难啃的骨头”。于是，进行正确的历史选择的前提条件是，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在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基于这个原因，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脱贫攻坚工程和健康中国战略，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建设美丽中国等。
四、准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其特殊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支持各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科学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内容与其特殊表现形式的关系，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今世界的实现提升了现实的可能性。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3]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同样要对其本质内容与表现形式进行严格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解释成世界历史发展的预设图式和普遍规律。其实，社会形态的演变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身，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历史演进的内在根据，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体现，而这种普遍性只有通过特殊的载体才得以呈现[4]。也就是说，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实践条件的不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往往会通过有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要聚焦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主题。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理解，拓展为对“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怎样对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从中国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具体发展模式，抽象地应用于其他的地域，当作“最终规律”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
对此，习近平多次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1]699也就是说，只有以具体的民族形式为表现载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不存在抽象的、永恒的、超历史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天底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实践条件，决定了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可能定于一尊。习近平还进一步阐释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9]27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认知，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的把握。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之间关系的把握，不仅体现为强调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而且表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要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倡导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应对全球性矛盾，在寻求联动发展中形成正面的外溢效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准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其特殊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创造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他们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同时也阐明了这一必然性的实现需要具备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放眼当今世界，当代资本主义日益注重调整生产关系，以达到缓和其与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目的。而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世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机遇和共同挑战。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5]58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动引导和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共同事务的治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导构建多元发展和齐头并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五、结语
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集中体现在对这一规律的整体逻辑、内在机理、主体性质和表现形式等问题的阐发和运用上。通过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辩证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运动机制，坚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一致性，科学区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内容与其特殊表现形式，习近平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新境界。在新时代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下，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以不断发展着的创新思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亟须解决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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