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具有持续时间长、专任教师少、内容更新快和学科支撑弱等特殊性，迫切呼唤协同建设和创新。近年来，该课程的协同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实践中还存在着思想认识有待提高、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力量资源有待整合、建设成效有待推广等现实问题。深化“形势与政策”课协同建设，要在进一步领会和贯彻协同创新理念、完善协同体制机制、拓展协同途径、挖掘协同资源、扩大协同辐射等方面继续努力。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协同建设；协同机制

【作者简介】高正礼，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前梅，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0.1.64～67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协同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7JDSZK002）。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1]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高校通过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协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方面作出了不懈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高校等开展协同建设，但目前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共同积极应对。

“形势与政策”课，除了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课程”、“主渠道”、“灵魂课程”等共性和功能，相对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等课程，其建设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教学安排周期长。除了部分高校“概论”课开设一学年，全国各高校“基础”课、“原理”课和“纲要”课等都只开设一学期，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安排则贯穿于大学生整个大学学习生涯的始终，本专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开课不断线”，“每学期不低于8学时”，多数本科院校连续开设四学年共八学期。

二是师资队伍不稳定。全国各高校“基础”课、“原理”课、“纲要”课和“概论”课等课程都有独立设置的教研室和相对稳定的专任教师，而很多高校长时期内没有独立设置“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也没有相对稳定的专任教师，部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任务主要由宣传部、学工部（处）、团委工作人员和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承担。此外，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面广、变化快，高校教师很难围绕某个学科方向或领域持续展开教学、科学研究而形成有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团队，这也制约着“形势与政策”课专任教师的自身发展和队伍稳定。

三是教材建设不统一。“基础”课、“原理”课、“纲要”课和“概论”课等课程都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的教材，并且与时俱进，紧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而不断更新，但“形势与政策”课只有每学期初由教育部思政司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没有统编的教材（个别省、区、市和少数高校根据教育部思政司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和自身实际编写了地方或校本教材）。虽然“教育教学要点”与时代同步，聚焦时事热点和中央最新精神，但“教育教学要点”要在短时间内扩充、丰富、转化为教学讲义和教学体系，这对学有专长、学有所限的教师来说，工作难度很大。对于日常忙于党务、行政、学工等事务又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其挑战和困难更是不言而喻。

四是教学内容变化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性和明显的针对性，教学内容不断更新，需要及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和国家最新战略方针政策等“三进”工作，“基础”课、“原理”课、“纲要”课和“概论”课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写的教材，十年左右先后出版了2007年版、2010年版、2013年版、2015年版和2018年版等版本。这四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对来说，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且修订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绝大多数教学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都得到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家学者的持续研究，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每学期都必须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发展而作相应调整，教学内容变化又多又快，众多时事热点和问题尚处在变化发展进程中，教师自身尚不能完全把握，讲明、讲深、讲透无疑是有难度的。

五是学科支撑相对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有力地支撑了“原理”课、“概论”课、“基础”课和“纲要”课等课程理论研究和对口专业的师资培养，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教师队伍培养等没有直接相关的学科支撑。

从直接参与教育教学方面看，这些特殊性一方面给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因该课程教学内容基本上实现了专题化，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主管、相关专业知名专家等便于开展一些专题的讲授，而“基础”课、“原理”课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即便实现了专题化，其理论性仍然比较强，且专题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主管、相关专业知名专家等不便于中间穿插作专题讲授。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高校和讲思政课特别是‘形势与政策’课制度”；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学期都要讲授一定数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可重点讲授‘形势与政策’课”。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这些特殊性对高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挑战，迫切要求党政部门、社会、学校、专兼职教师、学生等协同推进“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努力“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并取得明显成效，如众多高校遵照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科研管理部门由宣传部或学工部（处）划转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扩大了专任教师队伍等。在协同建设方面，各地各高校也创新了一系列好的形式和路径。但是，就全国情况而言，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当前，“形势与政策”课协同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有：

一是协同建设的理念有待增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分工协作能够产生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在多人协作劳动的条件下，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即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协作本身产生的”。[2]这也为协同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同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关于协同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策规定等为其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政策保障。但是，如前述及，个别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仍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首先是认识片面，没有认识到协同建设能够大大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增强大学生的获得感。其次是认识狭隘，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高校的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没有义务。再次是嫌麻烦，认为会增加负担。少数党政领导、企事业单位高管和先进人物等认为参与甚至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会给自己的工作额外增加负担；高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参与制定协同建设的规划，为党政领导和先进人物教育教学提供服务等，感觉比自己授课投入更大。

二是协同建设的机制有待完善。结构合理、体系完备、科学规范的组织机构及其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是实现协同建设的制度保障。虽然全国各地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组、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对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建设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主要是宏观指导和管理，实际工作仍只能由高校管理部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团体等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完善。例如，各级党政干部重视、指导和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写入了有关文件，但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够健全。与此同时，如何调动企事业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主动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切实有效的路径。

三是协同建设的资源有待挖掘。由于全国各地各高校自身条件、周边资源等不同，协同推进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资源供给差别很大，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专家学者云集、文化底蕴深厚、现代企业众多、社会组织发达等，协同建设“形势与政策”课的主体、资源相对多元和丰富，而中小城市的人力、文化、经济等资源比较有限，坐落在中小城市的高校如何有效挖掘资源、协同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建设需要探索和创新。

四是协同建设的成效有待拓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在协同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方面已经作出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仍处在各自探索、局部试点阶段，如何将协同建设的成果进行总结、提升和推广，进一步提高其教育教学质量水平、扩大受益面，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不可能到很多高校去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知名专家学者和先进人物也不可能受邀到每所高校作形势与政策报告，大中城市和革命老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器物形态的资源难以直接搬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这些问题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党政部门、社会、高校和师生等协同解决。

近年来，针对协同建设“形势与政策”课中存在的困境和挑战，各地各高校等都积极探索和应对，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

一是提高协同建设的理论自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彻底是行动上坚决的前提。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协同建设“形势与政策”课，活跃了教学形式、优化了教师队伍、扩大了教育资源、深化了教学内容，深受大学生欢迎和喜爱，教育教学效果和学生获得感大大提升，但对于党政干部、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的确投入了更多资源、增加了更多工作量。个别地方和高校甚至流于形式，地方党政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授课教案和PPT等都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准备好。对此，必须从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提高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关于协同推进“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必要性、可行性的思想认识，增强协同建设的自觉性。

二是组建协同建设的领导机构。由于协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涉及党委、政府、社会、学校、师生等方方面面，没有一个能够统筹各方力量、调动各种资源的领导机构，就难以实现跨领域、跨界别、跨区域的协同建设和改革创新。教育部于2016年成立了新一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委及“形势与政策”课分委员会，但其工作指导和资源调配基本上限于教育系统。只有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宣部和教育部等联合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才能统一领导和推动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建设。近年来，全国各地成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委及“形势与政策”课分委员会，对当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挥了咨询、研判、督查、评估、培训、示范、指导和引领等作用。但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建设的具体工作主要在省级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等协商下开展，且笔者的直观感受是协调、调动力量和资源的范围仍主要是教育系统，也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三是探索协同建设的有效机制。领导机构是组织保障，但其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建立高效顺畅的运行机制、切实可靠的工作抓手，需要在平台支撑、资源配置、考核奖惩等方面作出政策规定、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以安徽省为例，针对“形势与政策”课专任教师少、内容更新快和学科支撑弱等特点，安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分教指委每学期初接到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教学要点”后，立即研究讨论确定本学期重点讲授的6-8个专题，邀请省内外对相关专题有研究专长的专家撰写教学大纲、教学讲义（若讲义成熟并经审查，就出版《形势与政策》教材）和思考问题，制作教学课件，委托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基地开展一校一骨干教师的省级培训，参加培训的骨干教师再回校开展校本培训。通过这一协同建设方式，安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现了每学期有基本统一且质量较高的教学专题、教学大纲、教学讲义、教学课件和思考问题，较好地保障并提高了“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这些体制机制虽然还有待完善，但值得总结推行。

四是扩大协同建设的辐射作用。由于师资、区位、经费等各项条件的差异.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帮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力量和水平较弱的高校？如何扩大发达地区和知名高校协同建设的辐射作用？近年来教育部和全国各地党政部门等做了有益探索，如搭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手拉手”帮扶和同城联盟工程、开设“周末大讲堂”等，有效地扩大了协同建设的辐射作用。再如，安徽高校通过联合邀请专家做报告、组织学生异地收看网络直播名师和名人讲座、举办全省公开示范课和教学展示等努力扩大了协同建设的受益面。此外，在挖掘和利用教育教学资源方面，全国各中小城市都拥有传统文化、名胜古迹、历史人物、革命文化、时代楷模和现代化成就等可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开发利用的资源，关键在于能否潜心开发和利用。

[1]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