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这四个增强都离不开学理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以学理讲政治；针对性指教学中要坚持问题导向，教师要有问题意识并敢于和善于直面学生提出的问题，释疑解惑；亲和力指要用贴近学生的话语讲政治理论，和学生形成情感交流和互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学理性；针对性；亲和力

【作者简介】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0.4.121～124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处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关键时期的宏大历史视野，深刻指出了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六个素质”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统一”。“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论断，抓住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都离不开学理性；以学理性为抓手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水平的方向。

习近平强调的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统一”，第一个就是“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讲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是前提，学理性是关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治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要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需要澄清社会上的两种模糊认识。一是有人说，“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是在20世纪特定时期形成的，新时期教育目标亟需“转型”或“升级换代”，调整为培养“合格公民”。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且不说培养合格公民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合格公民也不是抽象的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合格的现代公民最重要的素质是思想政治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个定位必须明确和坚定，不能模糊。二是有些人说，西方国家的教育是“价值中立”的，中国教育应该与“国际接轨”，似乎我们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理不直气不壮。这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利用课堂这个主渠道宣扬他们的价值，如美英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讲授公民教育、西方文明史、西方宗教史等，都可以说是典型的西式思想政治理论课。习近平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1]青年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塑造期，作为铸魂育人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情怀，其教学内容必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价值导向性，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所决定的，并非中国学校教育所独有。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学生一生的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很强学理性和系统性的科学思想体系，要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讲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既要求教师“政治要强”，又要求教师“本领要硬”，兼具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可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术、学、道，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真信”马克思主义，又要“真懂”马克思主义即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还要在课堂上“真讲”马克思主义，才能讲得有底气，做到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才能让学生真懂真信。

教育和课程有其发展规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也应是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对高校学生来说，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中学的“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和大学阶段其他渠道的接触，学生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几门课程相比，大学本科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更强调“理论”；到了研究生阶段，则更注重“研究”，如硕士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博士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讲授内容的学理性和理论深度又要明显高于本科阶段。如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只是复述学生已经学过的内容和结论，没有新的知识支撑，学理性贫乏，就既不能使学生“解渴”，还会给学生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的专业是学术，其他社会思潮也是学术，而思想政治理论是“非学术的政治”，是“意识形态说教”。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如习近平所说的，“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1]，通过“以学理讲政治”，达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使青年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针对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力所在。教师能否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能否接受和学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具有针对性密切相关。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不能仅仅理解为根据学生的专业差异和需求不同，用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进行因材施教，更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问题导向。教师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找到学生的关切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还要敢于和善于直面学生提出的问题，释疑解惑，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学生经常会提出一些有疑惑的、甚至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我国社会深刻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学生认识上存在的误区或“模糊地带”，有些是各种社会思潮和观点。这对教师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维要新”和“视野要广”，都是对教师有针对性地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论素养上提出的要求。思维要新，即教师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中既不回避存在的社会问题，更要引导学生正面思考，要辩证地看，哪些是树木，哪些是森林。例如，学生会很关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教师要通过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分析，使学生理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丝毫不比不发展时少，既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视野要广，即教师要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体现讲授内容的前沿性和前瞻性。例如，对于美英等国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和中美贸易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分析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恶果，运用相关数据，讲清楚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借助民粹主义，向外转嫁国内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垄断利益的表现，不仅不能解决其本国的问题，还会使世界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美国借贸易战围堵打压中国的发展，是单边主义思维作祟的产物，既不可能使自己成为赢家，还有使经济霸权主义演变成新冷战的危险。

由此可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要求教师要有问题意识并能正面回应学生们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注。而针对性是寓于学理性中的，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要从学理上，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把道理讲明白。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一直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和非议，一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似乎改革开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又如，国外一些舆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是在借“一带一路”转移淘汰过剩产能，等等。这些观点都会对学生的认识产生很大误导，需要教师从学理上讲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使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2]21；讲清楚冷战时代的“马歇尔计划”虽冠以“欧洲复兴计划”，但从一开始就将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是搞“美国俱乐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不是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与“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旺盛需求，中国成熟而强大的基建能力和资金实力与此需求不谋而合。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是高铁、水电站、发电设备等高端技术，而不是所谓“过剩产能”；各国搭乘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顺风车”和“便车”，而不是战车。

高校是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的前沿之地，不是象牙塔或桃花源。对于学生关注的问题，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正面讲授、传导主流观点，又要直面和批判错误观点和思潮，有“立”有“破”。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1]还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律要严”，不意味着不能讲问题。教师不能回避问题、绕着问题走，更不能批评学生提出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教师自说白话、无的放矢，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伤害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亲和力并不意味着以偏离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教学形式来迎和、取悦学生，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娱乐化、媚俗化，而是要求教师用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语讲清楚理论和道理，和学生形成情感交流和互动。因此必要的教学话语转换是需要的，要用贴近学生的生活化语言讲述理论，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

例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关于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的问题时，学生们可能出现的困惑是，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理想，我们现阶段要做的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说两者是统一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举田径比赛的例子，田径比赛中有4×100米接力赛，跑好接力赛，运动员既不能“抢跑”，也不能“后退”，更不能“掉棒”。体育比赛有接力赛，历史也有“接力赛”，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如同习近平多次讲到的，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但是现阶段“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3]，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4]，“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5]。跑好历史“接力赛”，我们既不能“抢跑”，搞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冒进”；也不能“后退”，回到僵化封闭的老路；更不能“掉棒”，像苏东剧变前一些人那样对共产主义前途丧失信心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历史“交接棒”的传递过程中，跑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棒，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的努力。所以说共产主义既是未来的理想，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又如，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讲过一句很有文采的话：“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2]264这里是讲国外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对别国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2]264不消除这种认知上的偏见，就不能理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也就不能理解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特别强调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在讲授时可以引用中国文化的一句经典：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牵手。这个“缘”就是认知。如果不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不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不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认知。这样，学生既能听得懂，又能听得进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也就有了。

事实上，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和文章，都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讲出了非常深刻的道理。例如，在强调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时，习近平用花朵作比喻：“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2]315在植物园里，如果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只有百花竞放、争奇斗艳才能春色满园；同样的道理，只有不同的文明和发展模式并存，我们生活的世界才是丰富多彩的。又如，在倡导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的“新安全观”时，习近平以搭台唱戏作比喻：“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2]331寓意我们生活的地球村应该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把世界搞乱。再如，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以之比喻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21世纪的人类世界既充满希望也充满了挑战。以此为切入点，“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底怎么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就提出来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世界？习近平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即要树立世界眼光，善于拨云见日，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6]442接下来需要回答的就是，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国的方案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世界怎么了”到“我们怎么看”，再到“我们怎么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宏大世界历史视野的伟大构想，就因时因势提出来了。教师用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话语，既能增强讲授的亲和力，也能使学生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1]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3]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21.

[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