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奋斗史，实现“中国梦”是整个近现代史的灵魂。其必然分为三个阶段：从三座大山压迫与剥削下解放出来，建设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站起来”的阶段；由于站起来的过程中人民付出了生活贫困等巨大的代价，1979年之后中国现代史必然进入以“富起来”为主要目标的阶段；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富起来”必然进入“强起来”的阶段，这是中国梦实现的完成阶段。由此形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体系，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全新诠释。这是对作为过程的历史本来面貌的还原与揭示，从而使近现代各种历史事件(包括成就、错误与曲折)得到正确的理解。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应当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全过程。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体系；中国梦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0.4.70～7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研究路径”(项目批准号：2019WHP004)和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与基本内涵研究”(项目批准号：ZX2018ZD07)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部浩瀚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习近平用三个字来概括——“中国梦”：这是贯穿于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灵魂；而实现中国梦的宏伟曲折的过程，习近平用了最平实、最深刻的三个过程性短语来概括—“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由这三大过程构成的“中国梦”，是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精准把握和全新诠释，科学地体现了历史发展逻辑，还原了掩藏在关于历史的片断知识背后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因而是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体系的总纲领，使近现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成就、错误与曲折)得到科学的正确的理解。因此，习近平的这一思想应当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全过程。

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知识汇编，而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而改造世界的伟大过程。史学知识体系应当是对这个过程的分析与还原。舍此，无论占有多少历史史料，都是对历史本身的虚无化——因为它们抽掉了作为过程的历史本身，至多只是由无数事件构成的整体历史过程中，经过人为选择的零星事件的汇集而已。即使史料哪怕全是所谓“真实”，也只可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碎片化剪辑，是对整体历史过程的虚无，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人类为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斗争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各有不同的现实表现，由此形成历史过程的主旋律。中华文明在古代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陷入几临亡国的危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旧中国对外签订1175项不平等条约。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外受列强掠夺与欺侮，内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欺压，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夙愿”。[1](P240)于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成为中国人民寻求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历史。“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国人民心中。”[2]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实现过程“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来认识”。[2]随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的情境的不断变化，它必然要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由“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过程所组成，它们逻辑地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总进程，由此可以建立起真正反映近现代历史过程本质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读懂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实现中国梦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这由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情境所决定。而如何实现“站起来”，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探寻才找到正确的道路。

1.资本主义现代化乃是亡国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证明中国“技不如人”，不敌西方“蕞尔小国”。于是中国统治者大兴洋务，建立了中国官办现代工业，力图确保封建制度。然而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中国人：仅靠器物文明救不了中国，新兴洋务无法寄生于封建政体之内。因此必须首先改变封建制度。于是发生1898年由维新派倡导的戊戌变法和1901年由保守派允诺的清末新政，力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戊戌变法惨遭流产，而清末新政虽得以实行，但是由于盘根错节的封建社会关系，各级官员的拖沓敷衍，导致改革政策支离破碎，只限于形式而不能动摇封建病根。不仅如此，由于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于是将施行新政所需经费加于社会百姓，使本已陷入贫困深渊的劳苦大众又陡增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如牛捐、马捐、户口税、房捐、铺捐、丁税、粮捐、新捐、学捐、膏捐、统捐、摊捐、烧窑捐、车辆捐等)加在百姓头上，再加上要向帝国主义列强交纳巨额赔款，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3]而列强资本趁清末新政之机大举入侵，垄断了中国邮政、铁路等全局性关键性产业。因此清末新政即使成功，所建立的也只能是完全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工业体系，君主立宪之路只能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殖民化之路。

中国人于是走资产阶级革命之路，寄希望于推翻皇权后学习西方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由此发生。但是此举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社会基础结构依然故我。中国由此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人民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改造中国政体，必先改造中国文化。于是1915年始“新文化运动”兴起，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启蒙民智，改造中国。然而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告诉中国人：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只是骗人的谎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不但没有被高唱“自由平等”的西方视为“平等”国家，反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由此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西方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寻求“站起来”的道路的分水岭，它表明：资产阶级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将是一条通往被西方帝国主义奴役的道路，不可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因而在中国行不通。

正因如此，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亲西方文化人，继续用西方启蒙文化麻痹国人。其政治上的结果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相继进行多党制、议会制、复辟帝制、总统制，最终由亲美的蒋介石集团获得政权，使中国沿着殖民化的方向越走越深，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派则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醒悟过来，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在政治上依靠工人农民，创立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站起来”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这段近代史，一语破的：“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4]

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走不通，其根本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欺凌侵略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西方国家殖民的亡国之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高度依赖西方资本的环境下生长的，由此形成三大类：一是西方帝国主义企业，其主要布局于交通运输、电力和通讯行业等部门，直接控制整个中国工业系统命脉；第二是高度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它是外国资本间接控制中国经济的中介；第三才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经营的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消费品生产，因而民族资本在产业结构上处于高度依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同时在数量上也必然处于弱势地位：1936年，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已达25.3878亿元(法币)，官僚工业资本为5.7563亿元，民族工业资本仅为18.8939亿元。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比中国官僚工业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之和还多约0.74亿元。[5](P761-776)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三大敌人的严重压迫与束缚，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独立发展。……逐步陷入捉襟见肘、罗掘俱穷的境地。”[6]幼稚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无论是在技术、市场结构还是资本结构上，都处于西方资本的包围之中，必须依附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才能生存。经济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依附，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希望成为泡影。

因此，如何既学习西方以实现现代化，又要成功地避免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是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世纪难题。经过长期的艰苦探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道路。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7](P1080)而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必须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唯一选择。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只有抓住这个主旋律，才能还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过程。

2.中国人民“站起来”之路：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程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第一步，还需要确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立起能够支撑起共和国大厦的初步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才能真正完成“站起来”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大约30年的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其间虽然经过一些曲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和干扰，但是总体上社会主义建设未曾中断，这是新中国头三十年历史的主旋律。由此形成这一阶段的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

这阶段的政治史的主旋律是新中国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确立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8](P461)将党的领导确立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建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制度体系，它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永远“站起来”了！

这阶段的经济史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手段，初步建成工业体系的历史。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诞生在中国大地上，为此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千秋万代的制度基础。新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采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建立工业化体系，仅仅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之路，它用铁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是非常适合赶超型经济建设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按照他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化体系，有计划按比例地配置全社会的资源，组织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佳路径。它使中国摆脱了弱小的私人资本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依赖与依附，避免了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无序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与过剩性危机；用举国体制兴办关系到整个中国命脉的大型基础工业，如电力、铁路、通讯、能源、钢铁等工业部门，给整个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了。不仅如此，它还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制度前提与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没有诞生的前提。

这阶段的文化史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史。面对旧中国留下来的落后文化和残破不全的教育体系，面对文盲率为80% (1949年)的文化落后状况，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运动式的政策与举措，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文化。政府大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大力普及小学教育，使文盲率在15年内迅速从80%降低到34%，到1982年降低为22%。[9](P243)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使整个民族在精神文化上摆脱依附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虽然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但从总体上说，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建设，中国人民在精神和文化上“站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方面，新中国用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设起安定和平干净的新中国，使曾经横行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匪患、作为城市伤疤的妓院与赌场销声匿迹，使中国人民在社会生活上真正“站起来”了！

在国防建设方面，新中国刚刚诞生就面临着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的考验，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为新中国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机会。我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制造“两弹一星”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任人欺凌的日子永远结束了，在国防力量上“站起来”了！

由此可见，只有以“站起来”作为主旋律建立的知识体系，才能使上述历史过程真正得到理解，才能使史学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

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富起来”作为主旋律，才能使1978年开始，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的这段历史得到理解，从而建立起这段历史的完整的知识体系。

如前所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初步建成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时代要求，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这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革命前辈付出了浴血奋战的代价。而建设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中国人民必然要付出物质生活贫困的代价。这是因为要应对国际环境的巨大压力，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确立自己生存的根基。正如陈云所说：“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0](P309)社会剩余劳动大量凝聚在社会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中，人民生活水平至多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甚至温饱水平以下。所以新中国头三十年，工人低工资，长期不涨。而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将农民生产的劳动价值贡献给工业，为此必然要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便通过高积累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我国民众在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普遍贫困的最根本原因。当然，由于工业化过程和国防建设过程的迫切需要，导致出现“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强征现象，导致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过度高积累的失误，加重了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的贫困。

因此，当初步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之后，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必然面临新的巨大历史任务：一定要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起来”伟大目标。安徽小岗村农民尝试通过改革生产经营方式，采取“大包干”来实现农民“富起来”。深圳的“逃港”现象引起了当时领导人的重视和思考，使我们党的领导人深切理解已经对中国工业化与国防建设作出巨大奉献的中国人民对“富起来”渴望的合理性与迫切性。正因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1](P225)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旨在实现人民“富起来”的伟大时代开始了。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逻辑，在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之后的必然表现。

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这一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再一次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科学地回答了这一世纪难题。我们党开展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2](P1001)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路径。而这个“富起来”的过程则由两大阶段所组成：第一阶段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第二阶段是初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论》指出，商品流通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表层结构，而以劳动力为轴心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则是深层结构。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必须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深层结构的相对稳定，从而有效避免像后来苏联东欧“休克疗法”那样的混乱。但与此同时，对消费品则逐步推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称这种经济体制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3](P568)目的是使“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3](P563)这种建立在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基础上的商品市场，通过消费品的市场竞争激发与释放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改变所有制和生产资料计划配置的承包制是实现这种改革的最常用的方式，使中国经济当时获得了迅速发展。而在“开放”方面，则以建立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经济特区为开端，通过特区经济影响全国，探索改革开放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改革开放模式。

然而，这种“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所能释放的生产力是有限的。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方式与消费品的市场配置方式之间必然会产生日益深化的矛盾。我国政府出台了生产资料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轨制”来解决这一矛盾，使计划经济之外的乡镇企业也能够得到生产资料，从而有了生存空间。然而其副作用是产生了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官倒”：通过行政权力用计划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然后再以市场价格倒卖给乡镇企业生产者。同时，要素的计划配置与产品的市场配置的矛盾导致了国营企业的经营困境：市场要求企业追求产品的收益，但计划的限制使企业无权配置生产要素，无法改变“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这些矛盾导致了80年代末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滋长，甚至发展为政治风波。因此解决这一矛盾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迫切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观点，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曲直的标准，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4](P520)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其核心任务就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富起来”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得以理解。对生产要素进行市场配置意味着用资本力量来配置资源，而资本只追求本身增殖而不顾公共成本的本性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在企业改制、公司上市、土地的审批与拍卖等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腐败与暴利行为。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P1245)江泽民还提出了“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2](P1062]的改革思想。对于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开发混乱，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同时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5](P880)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成功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到了2012年，我国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9899万人，绝大多数人民“富起来”的愿望得到了初步实现。因此，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这段历史进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实现中国梦的第二阶段——“富起来”的历史进程。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进入新时代，其核心任务就是在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基础上，奔向“强起来”。

1.强起来：经历“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的必然要求

在当代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包围之中的中国一旦初步“富起来”之后，必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然要求初步“富起来”的中国必须通过伟大斗争，实现“强起来”，这种客观要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国际挑战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状态高度依赖世界的能源供应链、产业链、金融链、贸易链。因此如果没有强大实力，便会面临霸权威胁，甚至会面临崩溃。拉美国家就是典型的前车之鉴。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实现“强起来”，经不住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冲击，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而富起来的小国总是采取依附于大国的方式来维系其富裕，其富裕程度取决于霸权主义国家的“恩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绝对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

第二，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在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追求“富起来”，必然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进行低水平粗放型发展。只有如此才能给广大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迅速改变贫困状态，实现经济高速度增长。然而这种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便进入饱和状态，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这种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和高污染基础上的，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与生态危机，不可持续。因此必须将这种高速度增长方式转变为高质量增长方式，这种转变必然要求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

第三，新时代面临的伟大斗争的客观要求。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习近平指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P101)这些积累下来的复杂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就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国内外敌对势力必然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矛盾破坏社会稳定。为此，我国必须成为国际软实力和治理能力上的现代化强国。

正因以上原因，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现代史的必然逻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6](P10)

2.“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展望

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时代，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时代刚刚开启，我们还不能完整呈现它的历史进程，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这个新时代的基本面貌。这些将会成为整个“中国梦”历史进程的基本主线，其包括三大阶段：从十八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内容，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实现全面升级：在经济建设上，通过“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体系，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建设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在文化建设上，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吸收全世界各个民族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国际话语权的文化强国；在社会建设上，在14亿人口的大国彻底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吃穿不愁)“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的强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承担国际生态环境责任，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中国成为生态环境优良的美丽的生态强国。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强起来”的过程，是与世界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国是在不侵占他国一寸土地、不掠夺任何国家点滴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绝对不可能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今天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深刻危机，世界由此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在这个大变局中与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强起来”的过程就是全面实现中国梦的过程。这将是中国人民用鲜活的实践书写的实现中国梦的历史！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N].人民日报，2015-09-23(1).

[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2(2).

[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二十年代的发展问题[J].社会科学，1983，(10).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刘立德，谢春风.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