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地、因势制宜，充分发挥教材的启蒙火种、思想武器、知识载体、战略抓手、育人依托和精神火炬功能，形成了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思想谱系。确立教材工作指导方针、创建教材建设组织机构、汇集教材编写专业人才、完善教材审核把关制度、形成教材出版发行渠道，构建了党百年教材思想的落实机制。可以说，坚持党管教材、领袖推动的政治传统，发挥动员人民、图存图强的宣教功能，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打造德才兼备、大家云集的人才队伍，探寻政治规导、科学适切的张力平衡，健全统分相宜、精准施策的制度体系，构成了党领导教材建设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守正创新、行稳致远提供了思想坐标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教材思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根铸魂

[作者简介]余宏亮，教授，教育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小学教材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课程·教材·教法》(京)，2021.9.44～54，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数字时代的知识变革与教材编制研究”(BHA190121)。

回溯百年，坚持武装革命、注重思想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苦难辉煌的制胜法宝，而教材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作用。如果说重视兴办教育、启蒙民众是党开民智、聚民心的思想武器，那么坚持党管教材、培育新人则是党干革命、得天下的关键一招。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总结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教材思想的演进脉络、落实机制和基本经验，能够为探明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发展道路、培养和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思想坐标和实践指南。

梳理和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教材思想的演进脉络，必须本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资政与育人的交融，全景透视党诞生、壮大、强盛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系统把握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任务，深刻理解教育特别是教材应势而兴、主动作为的服务面向和使命担当，清晰呈现党百年教材思想的脉搏变奏和精髓要义。

(一)教材是宣传革命斗争的启蒙火种(1921-1937年)：为党的图存服务，紧密结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用形象浅白的通俗语言解释革命道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浴血图存，尤重兴办各种干部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工农补习学校，并在创建和不断扩大的根据地普遍设立列宁学校，通过新编各类教材宣传党的知识、政策和理想，动员群众和青少年儿童“努力共产”“努力革命”。[1]1930年，湘鄂赣边界编辑出版《红孩儿读本》，全书20篇课文由浅入深，观点鲜明，帮助儿童识字明理，提高革命觉悟。[2]28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共产儿童读本》(6册)，采用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等形式宣传红军及红色政权。如第三册第6课“从前我们的家里”和第7课“现在我们的家里”，对比农民翻身前后的生活，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3]1937年，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初级新课本》第六册第1课即是“减租谣”，称赞“自从来了共产党，佃户生活得改善，种地的团结一股劲，减租斗争大开展。到如今，吃得饱，穿得暖，组织互助搞生产。感谢共产党，领导佃户把身翻”[4]。综观这一时期，教材的编写思想突出政治性、内容编选颇具原创性、语言风格注重通俗性，使广大学生和群众接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洗礼，成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拥护者和践行者。根据地的开辟和斗争从一开始就在诠释：“农村的反抗派是致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更为革命，得农村者得天下”。[5]党的英明之举就是下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而根据地民众手中的教材天然就是党用以聚民心、干革命、得天下的燎原星火。

(二)教材是动员全面抗战的思想武器(1937-1945年)：为抗日救国服务，将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传播抗战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必胜信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遂行抗战教育，赋予教材抗战功能。同年8月，洛川会议提出：“实施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2]279月，毛泽东提出，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6]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教材建设颇具代表性：课程增添战时内容，历史和国语课教革命先烈和英雄故事；地理课把吕梁英雄传作为教材；自然课改学地雷与手榴弹制造和使用，普及关于防空、防毒、救护、射击等抗战知识和技能；[7]音乐课把革命曲谱《反维持》《捉汉奸》等作为唱歌教材。[8]在晋察冀边区，为配合“冬学运动”，1939年年底着手编写“抗战时期”教材，1940年《小学国语课本》涉及抗战的课文占82%；《高小国语课本》第三册有连续两课介绍“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初小国语》第二册编有“大哥的刀”“二哥的枪”“学打仗”连续三篇抗战启蒙课文。[9]在山东根据地，中共胶东特委教材编辑委员会于1941年3月组织编出《国防教育课本》以及小学国语、常识、自然以及民众、妇女等多种教材。[10]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1944年编写出版一套“战时新课本”。[11]550综观这一时期，教育上升到国防高度，教材成为动员抗战工具，教材编写以抗战需要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为基本原则，教材教学以扫除文盲、支持抗战、培养干部为根本任务，成为传播救亡图存、抗战必胜信念的宣传利器。

(三)教材是贯彻内战政治的知识载体(1945-1949年)：为民主建国服务，围绕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需要，提高学生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民主建国，中国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教育与战争和生产生活相结合，成为解放区教育与教材建设的政治任务。1946年12月，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规定，各级学校即一切社会教育的组织应立即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12]1947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实施新教育方针的初步意见》决定：“教育必须更加注意服务于战争、服务于生产、服务于‘耕者有其田’的彻底实现。”[13]各解放区基本上都发布了根据战争精简课程的指示。1948年党取得内战胜利，教材建设开始转向为进入城市服务，提出加强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学生和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这一阶段，根据地教材更符合新的政策环境，其中华北解放区教材成就和影响最大，小学教材由“科目合编”走向“科目分编”、由“学科知识”替代“经验知识”，国语和算术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做了修订和新编，史地和自然老解放区以改编修订为主、新解放区以重新编撰为主，这套教材大多成为开国后的第一套小学课本或相应科目教材的编撰模板；中学课本迎来了根据地教材最为齐全的时期，由“量少混杂”走向“趋统提质”。[14]182-203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教材以“内战政治”替换“抗日政治”，增加了内战宣传、土地改革、城市元素、褒扬苏联的题材，实现了从偏重农村到转向城市的变化，改善了教材编撰的体例结构和叙事风格，坚持了教材宣传党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功能这个一贯做法。

(四)教材是实现除旧布新的战略抓手(1949-1978年)：为巩固政权服务，宣扬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艰难和曲折中探索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的道路

1949年7月，华北人民政府已着手研究新中国教材问题，任务的重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统一版本”。[15]显然，因具有凝聚认同、传播知识、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功能，教材将成为新中国除旧布新的战略抓手。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16]但当时教育改造任务浩繁，教材统一供应尚难实现，只能采取过渡性措施：继承、改编老解放区教材，沿用、改造民国教材，引进、编译苏联教材。[17]5然而，老解放区教材重农村、轻城市，国统区教材政治有误、内容艰深，苏联教材又过难过深、不合国情。中央果断采取统一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成立统一编审出版机构、统一全国售价与供应、成立出版发行委员会、统一秋季始业时间等重大举措，很快实现了中小学教材的全国统一。1954-1956年，教育部责成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代拟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出版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195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18]但全民编教材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教材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中央很快收回了编写权力。从1966年起，十年“文革”颠覆了此前一切“旧课本”，作为教材核心元素的文化科学知识被政治化、生产化和边缘化。综观这30年，在制度化、正规化同政治化、革命化的张力中，前17年教材以统一、通用、国定的方式迅速、全面、彻底占领课堂，后13年“革命的教材几乎革了教材的命。”[19]这段政治话语一度占据上风、但学科力量也从未消失的曲折历程，为我们日后反思“用什么知识来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提供了观察标本。

(五)教材是助力改革开放的育人依托(1978-2012年)：为“四化建设”服务，遵循“三个面向”教育方针，大规模培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类人才

1976年10月，十年动乱结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落实“三个面向”教育方针、培养“四化建设”各类人才，成为教育和教材战线的首要任务。然而，遭遇十年重创，全国教材编审、出版、发行陷入停滞，一些地方出现了“教材荒”。1977年7月，邓小平强调，“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20]这些意见随后通过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确立为国家教材政策。同年12月，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提出，中小学教材今后由教育部负责统编，由人教社出版并供应纸型，分省印制发行，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21]为此，教育部以人教社编辑人员为基础，从全国选借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展开教材会战，截至1980年编出第五套十年制中小学通用教科书，消除了动乱年代教材的“乱、糟、偏”现象。1980年12月，《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中小学学制从十年制向十二年制过渡，随后教学计划不断调整、教材频繁修订，涌现大量面向不同学制和区域的通用教材和实验教材，教材多样化初露端倪。1985年1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中小学教材编写与审查分开，人教社负责编，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可以编，有关学校、教师和专家也可以编，教育部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各地使用。[22]1996年10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修订颁布，至此统编通用的国定制教材完全转向竞编选用的审定制教材。综观这一时期，教材编写从各自为政向循章依制转变，教材内容从革命统帅向关注知识转型，教材功能从政治附庸向育人为本转向，这些都昭示着教材建设正逐步走向繁荣。

(六)教材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炬(2012年至今)：为国家强盛服务，肩负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使命，致力于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进入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为我国教材建设的根本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论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扭转“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23]同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4]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25]2019年9月，在审定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时批示，“此乃铸魂工程，统编教材是基础，成功完成，功不可没”；2020年12月，在给人教社老同志回信时寄望，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把教材建设提升到国家事权的政治高度、纳入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阐明了教材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培育新人的核心功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材建设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建设的思想谱系。

纵观百年，党的教材思想与时偕行，各阶段的落实举措创造性地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为党割据、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载体、民众基础和人才支撑。

(一)确立教材工作指导方针

党深谙教材具有传播政治理想、传递文化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功能，注重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调整教材工作方针。1927年，毛泽东就曾提出，以党的根据地为基点，编写既能作为基础文本，又能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根据地教材。[26]土地革命时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1930年)要求：“催促编审委员会于最短时间将闽西、赣西南文委会编印的高级、初级教材翻印过来。”[11]521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1年)决定：“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27]27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1937年)提出：以“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28]晋察冀边区(1939年)把“建立正确的抗战理论，提高民族意识；粉碎敌人奴化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倾向的言论；提高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民众觉悟的程度，使自动地参加抗战”[29]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1946年)号召：“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30]并要求消除教材中所谓的“正统观念”，禁用带有“法西斯毒素”的国民党教材和日伪教材，其中华中区还命令“严格取缔敌伪课本及腐败教材”。[31]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为巩固执政地位，随即开展了教材整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0年)强调：“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32]此后教育战线掀起了新教材重建热潮，很快形成了统一、通用、国定的教材建设新局面。“文革”期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71年)提出：“教材要彻底改革”，“教材由各地编写和交流。”[16]“群众编教材”导致教材质量严重倒退。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手棋，把解决十年混乱造成的“教材荒”问题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指出：“关键是教材”，[33]“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34]全国教材出版发行会议(1977年)决定：“中小学教材，今后由教育部负责统编”，[16]恢复了“文革”前的国家统编政策。此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1986年)成立、《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1988年)引入竞争机制，我国教材建设持续向审定制转变。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和铸魂工程，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并系统优化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要求重点抓好意识形态属性强的教材统编统审统用，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二)创建教材建设组织机构

百年以降，牢牢把握教材建设领导权、建立健全教材工作机制、贯彻落实党的政治主张，既是党夺取政权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战略抓手。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教育人民委员部，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代部长；[11]518次年6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编审委员会，以徐特立为主任，关蕴秋、施红光、蔡乾为委员，负责组织编写苏区通用教科书，审查地方苏区的自编教科书；1933年编写出《共产儿童读本》6册，次年又重编出版《国语教科书》6册。[35]420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调整内设机构，编审局代行原编审委员会职权，负责编辑审查苏区的教材及文化书籍。抗日战争时期，党为推动国共合作，宣布取消中央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教材机关的编审局随之撤销，但各根据地仍保留或建有教材机构，多以编审科、教育处(科)、编审委员会、编审组、研究会等建制运行。比如，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出版发行第一套小学课本，包括初小国语6册、算术6册、政治常识1册，高小历史2册、地理1册，另有图画、劳作、唱歌各1册。[2]135这套教材后来多次被改编、修订、翻印，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最有影响的教科书。解放战争时期，党收复大片日占国土，解放区教材供应成为紧迫任务。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机构职权，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2]39该委员会一成立即着手选编、修订、改编一套中小学教材，及时解决了1949年秋季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开学时教学用书问题。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着力规整并创设教材工作体制机制。1950年12月，出版总署与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教社，[36]专门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用的教材，成为党教材思想的忠实践行者。进入新时代，党把教材建设纳入治国理政议程。2014年10月，“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基教、职教、高教课程教材建设的领导决策；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按职能设22名部门委员、按领域设27名专家委员、按学科设10个专门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课程教材研究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下设各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形成了决策、实施、资政三位一体的教材组织体系。

(三)汇集教材编写专业人才

重视延揽教材编审人才，是党的教材事业赓续百年、基业长青的关键举措。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条件艰苦、战火频仍，兴办教育、编写教材成为紧迫任务。1930年12月，徐特立进入江西苏区，历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主抓文化教育特别是教材编撰工作；1931年11月，成仿吾到达鄂豫皖苏区，担任分局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委员会主席，主持制定一系列文化教育政策，编审了课本；同年10月，熊瑾玎来到湘鄂西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宣传部部长，组织编写12册小学课本。[11]521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教材建设原料和设备遭受重创。1938年以后，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多次组织力量全面编修小学教材，一批包括董纯才、辛安亭、温济泽、余森、魏东明、张养吾、朱光、何楠若、张思俊、刘御在内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使命感投身其中；[11]537在晋察冀边区，张腾霄、张岱、陈辛人、赖佩、吴劳、何干之、张云莹等编辑、修订了一套“抗战时期”教材，基本解决了教材紧缺困难；在晋冀鲁豫边区，董纯才、辛安亭、段启潜、慕冰、贾林放、温济泽、曾頫、郝定、魏东明、石韬等编写、修订了一套“战时新课本”。[37]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延揽了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傅彬然、宋云彬、孙起盂、叶蠖生、王子野、孟超、金灿然等一批专家学者，[2]391奠定了共和国初期教材编审的基本班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教材编审人员的配备极为重视，汇集了一批教材编辑精英：既有来自国统区的知名教材编辑，如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刘薰宇、蒋仲仁、丁晓先、田世英等，又有老解放区的优秀教育干部，如胡绳、金灿然、叶蠖生、王子野等，还有进步学者、民主人士周建人、孙起孟、朱文叔、朱智贤、方宗熙、姚韵漪等。[38]1953年，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36]482于是，不仅上述大部分编辑和专家随着机构改革留到了人教社，还有一批学者调入人教社从事教材的领导和编写。如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叶圣陶、柳湜、辛安亭、刘皑风、朱文叔、宋云彬、刘薰宇、朱智贤、魏建功、吕叔湘、曾世英、金灿然等到人教社全职或兼职工作，直接参与或组织领导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查和出版工作。[38]经过1954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教材会战历练，人教社各学科编辑队伍迅速充实起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新中国教材编写的领衔专家和核心骨干，也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培养了后生力量。

(四)完善教材审核把关制度

教材审核既是专业性很强的教学基本建设，也是政治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把关。回望百年，党通过把控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立场，实现了广泛思想认同，赢得了合法执政地位。土地革命时期，党就极为重视教材的审查把关。毛泽东曾布置赵锦元和丁钰编写教材。1928年5月，当二人前来送审新编教材时，尽管军务繁忙，毛泽东仍进行了审阅，并将“土地分到家，有吃又有穿，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一段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39]增强了教材的价值导向。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决议》提出：“审查各种教材，严格反对三民主义的、孔孟之道的、耶稣教会的以及一切反映地主阶级思想的材料，统一教材内容。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编定各种模范读本，供学校使用。”[2]45-461933年5月，徐特立审阅《共产儿童读本》后指出：“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多，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加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名义。”[2]75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科书，凡经教育人民委员部审查过的，教员可自由选用，并应随时采用带地方性的具体教材，以及儿童劳动所需要的教材，来补充书中的教材，但不得违反教育人民委员部所颁布的课程和教则的内容和程度。”[40]99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对新编教材加大了审查力度。1949年1月，徐特立审阅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时指出：“各册相互之间及各课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41]新中国成立后，教材把关逐步走向制度化。1962年5月，教育部成立普通教育教材编审小组；1985年1月，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86年9月，国家教委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1987年10月，发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工作章程》。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教材“编审分离”制度的逐步加强。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着力完善教材审核的顶层设计，从政治审核、专业审核、综合审核、专题审核、对比审核五个维度全面优化了教材把关的制度安排。

(五)形成教材出版发行渠道

教材建设既涉及编写、审核、使用和修订环节，也涉及设计、出版、印制和发行流程。百年以降，党不但在前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后一方面也成就卓著。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教育基础薄弱且时有中断，教材编印设施简陋且发行不畅。各地就以抄写和油印等方式解决教材问题，特别是游击区教材难以运到，便“在地洞里用油印或木刻印刷课本，……更有一些老师和在乡知识分子为了解决小学课本的困难，整天整夜地教学生抄书”。[42]为克服教材运输问题，根据地采用了高度分散的印刷方式：由政府提供样本，各县教育科附设印刷室，随时翻印小学教材；没有能力翻印的，由边区印发机关供给。各地也因陋就简，灵活采用铅印、油印、石印、木版印和手抄办法。当时还探索了一种巡回印刷的方法：即把刻好的课本木板用驮骡分运各地，在纸厂附近印刷，印制一定数量后，再转至别处印刷。在冀中地区，还发明了“胶泥制版法”“简易油印机”，[43]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材匮乏问题。当然，由于原料、设备、技术等问题，根据地教材设计、装帧、用纸、排版、配图的质量都亟待提高。1937年4月，新华书店在延安应需成立，负责中央出版局编印图书的出版、印制与发行，当时其内部建制为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1939年9月，新华书店单独建制，毛泽东亲笔题写店名，改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41年后，中央规定“凡是中央出版局编印的一般图书都必须由新华书店出版”；1948年12月，中央发布《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没收国民党反动派出版机关，规限民营资本出版教材资格。[44]新中国刚一成立，中央立即统整全国出版发行事业，召开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决定统一全国新华书店，为国家统一发行中小学教材开创了主要渠道。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材发行还形成了一项颇具有中国特色的租型制度，即国家确定“信用预定，预印预发，先远后近，先山区后平川”等原则，由人教社将印制教材的胶片“租型”给各地出版部门印制，再由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各地出版部门与人教社签订租型合同并缴纳一定租型费用。[45]这一制度在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完善教材发行体系、规范教材市场，培育教材专研机构、繁荣出版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材建设作为革命斗争、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武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落实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思想谱系，指导教材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为新时代教材发展提供了深刻的规律性认识。

(一)始终坚持党管教材、领袖推动的政治传统，是我国教材建设克难奋进的根本保证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管教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把教材建设摆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略高度，大力废除旧制度、旧课程，兴办新教育、新学校，创编新课本、新教材，培养了源源不断的革命志士、军政干部和有生力量，为党转危为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提供了人才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坚持把教材建设纳入巩固新生政权、培养建设人才、实现国家富强总体布局，明确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以及文史教材的选文原则等重大问题，制定国家集中统一的教材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强了教材编审的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把教材建设摆在体现国家意志、作为国家事权、事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提出了教材建设“一坚持五体现”根本要求；健全了教材建设体制机制，形成了集决策、执行、研究于一体的教材治理体系；加大了教材建设制度供给，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教材编写、审核、选用、奖励的制度政策，教材建设已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培育时代新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需要强调的是，党领导百年教材建设还形成了历代中央领导核心亲自关心、部署、推动教材建设的政治传统。毛泽东在抗战期间亲自修改审定教材，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就学制、课程和教材改革作出重大决策；邓小平复出后主抓科技和教育，亲自为教材建设协调外汇、场地和人员，亲切接见香山教材会战编写人员，亲笔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挂靠人教社)题写所名；习近平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回信，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和铸魂工程，要求抓好国家教材机构、国家教材制度和国家统编教材建设，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材发展道路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历经百年积淀，我国逐步建成了世界最大教育规模的教材体系，累计培养了几代数以亿计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践证明，党管教材是教材建设克难奋进的根本政治保障，领袖推动是教材建设守正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充分发挥动员人民、图存图强的宣教功能，是我国教材建设追光而行的责任担当

作为受众最广、属性多元的特殊文本，教材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载体，还是社会动员的工具。回首百年，充分发挥教材的政治宣教功能，动员广大民众源源不断加入革命队伍，普遍认同并实践自身的政治主张，带领人民、国家和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既是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取得的斗争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追光而行实现的历史创举。正如有学者所言，一旦翻阅起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儿童读本》《初级新课本》《战时新课本》《国语课本》《历史课本》……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小小教科书以其鲜明的政治性，一开始便以各种形式大量渗透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阶级基础、作风形象、执政绩效等内容，为党赢得民众信任、确立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石。[46]据实而论，教材对民众的影响没有政治类文本来得直接和猛烈，但它更能启智润心，影响也更为深远。正因如此，自1927年开辟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始，无论在白色恐怖之下，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到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无不以教材为社会动员工具和政治斗争武器。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识精英，以其敏锐的革命意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以教材编审为思想斗争阵地，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结合革命战争需要，精心创编、精编细选教材内容，并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熔铸其中，发起了一系列持久、全面、深入、高效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经济动员和文化动员，为党的政权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为新中国的教材编撰提供了鲜活的参照摹本。回望历史，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渐渐远去，但遗存下来的教材依然蕴藏着丰厚的思想资源。瞻望未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必须守正创新，继承党的优良革命传统，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发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核心功能，引导亿万青少年学生立志成为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磅礴的思想动力。

(三)自觉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是我国教材建设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通过教育方针来统领和贯通培养人和编教材的逻辑关系，把培养新人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创编教材视作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抓手。党的教育方针是教材建设的上位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教材建设是教育方针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上的具象化、实践化。早在中央苏区，党的“原则是该办什么样的学校就办什么样的学校，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47]与之相应，当时的教材因应时需，以普及文化知识、启发群众觉悟、培养干部人才为基本任务。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48]首次阐明了党培养人的目标、方法和途径，统一了教材建设的依据、原则和方向。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党的教育事业包括教材建设必须澄明的首要问题。1957年，毛泽东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9]为党的教育方针注入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961年又将之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9]这一表述于1978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又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在“德、智、体”后加了“等方面”；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之完整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突出了人民立场、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吸收了党的最新认识成果，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实践昭示，党的教育方针与党的历史任务相伴相生，教材建设随党的教育方针脉搏变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是教材建设的初心使命。

(四)着力打造德才兼备、大家云集的人才队伍，是我国教材建设守正创新的力量依托

功以才成，业以才广。人才是成就事业的核心力量和关键保障。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深谙“国之隆盛、根在教育，育才造士、教材为纲”[50]的普遍规律，对教材编审持续关注并广纳英才，为党的教材事业锻造了大批名家大师、积聚了深厚专业力量。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浴血奋战中不忘延揽教育人才，徐特立、成仿吾、熊瑾玎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以及董纯才、辛安亭、张腾霄、刘御、皇甫束玉等大批教材编辑专家就投身根据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事党的教材编审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为秘书长”，[51]汇集了一批教材建设大家名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先后完成两次教材会战，从全国选调并留用了一批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和专业编辑，锻炼并荟萃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界别广泛、作风优良的教材编审队伍，分别为1954年编写成套中小学教材和1977年编写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提供了人才支撑，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教材编研审用可资依托的中坚力量。[39]进入新时代，中央决定对意识形态属性强的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进行统编、统审、统用，并从全国遴选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专家担任总主编，与全国知名学科专家、优秀教研员和教师等组成140多人的编写团队，历经多年协同攻关，如期完成了这项铸魂工程。然而，也要清醒看到，目前我国教材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较低，专业机构很少、专业人员缺乏，特别是重量级专家、高层次人才不愿编教材的状况亟待扭转。因此，要深入研究新时代对教材专业化、职业化、精品化的新要求，按照政治立场坚定、专业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熟悉教材规律的总要求，分类打造教材研究、编写、审核、管理、培训人才队伍，让从事教材建设成为崇高的事业。

(五)积极探寻政治规导、科学适切的张力平衡，是我国教材建设历久弥新的价值抉择

教材建设不纯粹是一个编写、教授和学习的业务问题，还是一个牵涉立场、方向和原则的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性和适切性是一对伴生并共存于教材建设全过程的基本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求张力平衡是一项历久弥新的课题。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两者关系的方式和经验随认识深化而臻于成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揭露和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巩固和加强党的根据地政权，是教育存续和教材建设的根本前提。因此，根据地教材不得不接受政治规导之下的应急适切，其指导思想、科目配置和内容取舍等均以为党育人和图存图强为目标。比如，“一些抗日小学以抗日传单、《解放日报》为教材，并自编开设语文、算术、唱歌等课程”。[52]至于当时学制的科学性、课程的全面性、知识的系统性、教学的规范性等不得不退居其次。但只要政治局势稍加稳定，教材编审的科学适切性追求就随之彰显并得到改进。据辛安亭回忆，延安时期教材编写一度从城市上层儿童生活出发，在选材和表达上并不适合农村儿童，后经过反思、修订、新编才变得适切农村、易于掌握、喜闻乐见。[53]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学苏联和本土化、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化与科学化的论辩清思，历经除旧与布新、拨乱与反正、统编与分编的曲折探索，我国教材建设基本保持了政治性与适切性的张力平衡。其间，由于文化思想、知识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20世纪50年代初曾就小学语文编写的思想内容引发过一场持续多年的“刘吴之争”，曾就初中语文教材中《背影》的增删去留引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辩；21世纪的前10年，还曾就全日制高中历史学生用书中岳飞的英雄身份引发过一场见仁见智的观点争锋，曾就上海实验本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思想引发过一场多方关切的立场碰撞。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革命思想与科学目标在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方法上的重要交锋，为我国教材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强调从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加强教材建设，就选什么样的课文包括古文和外文等，就选文作者的价值立场、历史评价和社会形象等，从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方面作了制度规约，调适了以往无章可循和将来可能遇到的矛盾关系，探明了教材建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生之道。

(六)建立健全统分相宜、精准施策的制度体系，是我国教材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教材制度带有稳定性、专业性、权威性，是教材事业健康发展的压舱石。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材制度建设，善于把不同时期的经验固化为制度，创立了中国特色教材制度体系，从“统分交替”到“统分结合”，再到“统分相宜”是贯穿百年的主线。在局部执政时期，党就曾尝试集中统一领导教材建设。众所周知，早期根据地星散割据、联络不畅，教材建设只能因地制宜、地方分编，导致各地教材质量不高、形式混杂，甚至一些地方的教材思想传递偏颇。1932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着手制定苏区文化教育图书的出版规划，统一苏区各类学校教材课本，废止旧教材”，[2]62次年编出一套统编统用的小学教材——《共产儿童读本》，为此后根据地的教材编写提供了方向引领。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于1949年11月成立出版总署、1950年12月成立人教社，为集中统一全国教材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1958年8月，教育事业管理权开始下放，“全民编教材”风行一时，教材建设在“分”的方向上陷入盲目和偏离；1966年后的十年，“政治第一”的革命课本又在“统”的方向上陷入狂热和极端。时至1977年，邓小平强调：“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54]自此，我国教材建设再次恢复统编，并从“一纲一本”的统编统用，逐步走向“一纲多本”的分编选用。进入新时代，为消解教材多样化弊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汲取百年教材建设经验，持续优化教材建设规划，健全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国家教材制度，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和退出机制，逐步形成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职能清晰、衔接紧密、运行有效的教材建设制度体系。百年的历史昭示：“统”与“分”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一体两面，实行划一的“统”与多样的“分”，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如果走向僵化都会适得其反。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统分相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既是党领导教材建设长歌奋进的辩证法，也是引领教材建设行稳致远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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