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总结出的重要历史经验。深刻理解“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丰富内涵需要从以下三重维度分析：从文化逻辑上看，独立自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基础；从实践逻辑上看，独立自主熔铸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构筑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从时代逻辑上看，独立自主发展于新时代积极开启的新境遇，诠释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真谛。

【关键词】独立自主；精神文化；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徐国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殷一榕，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2.6.14～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五四以来中国家风家德百年变迁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9RWZD11）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①。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规律得出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内涵、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立足崭新时代境遇，要想真切领会和内在把握“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深厚意蕴与本真内涵，必须要从文化、实践和时代逻辑出发，透视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孕生的实践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揭橥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唯有如此，此命题内在意蕴方能同我们真正照面。

一、文化逻辑：独立自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基础

文化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重要产物，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特殊的历史标识，任何民族的生存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精神的支撑；国家的振兴，必然伴随文化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②“独立自主”一词虽直接来源于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的红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表达的本意是指国家或民族不受任何外来势力、敌对势力的干涉，独立地、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各项事务。但其中“独立”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老子》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自主”一词出现较晚，不过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中，像“为仁由己”“弘道在人”“自求多福”等也都体现了由我做主的“自主”之价值意蕴。

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热爱和平等等为生动写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都蕴含着“独立自主”的重要思想。如《战国策》《汉书》中的“爱国”“爱国如家”、陆游的“一身救国犹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直接构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道德基础；孔孟“贵我”、王船山“恃己”的传统主体意识构成了“独立自主”中“以我为主”“由我做主”的重要思想来源。可以说“独立自主”所表现出来的深厚思想与独特精神就是在对这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充分吸取上不断传承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具有文化性、历史性与创造性的时代精神，深藏于我们民族的性格中，积淀于每一个成员浓浓的血脉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勇往直前、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因此，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产生的积极因素，在经过数千年之积淀形成了一种民族的风骨与气度，培养了一种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构成了传统中国人一脉相承、具有价值追求与精神品质的文化自觉和观念意识，成为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自立、自强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源泉，并使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思维方式、理想信念、伦理道德等方面渐趋认同，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精神力，发展为整个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最终凝结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文化。

一方面，精神文化作为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形成和塑造民族精神的思想与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精神文化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物质生产最直观、最深刻的反映。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③正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这样的思想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神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慧命，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资产。因此，精神文化本质属性在于其不仅可以继承民族文化的内在基因，还能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其作为人类物质活动基础上衍生出的独具特征的民族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集合，也是人类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思想生成延续的主要途径和来源，在汲取了新的能量后，成为推进民族精神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活动的观念映现，实际上也是对民族精神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探讨民族问题时对“民族精神”进行过多次重要论述。例如，在“民族精神”的本质属性上，马克思认为，民族精神是民族在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对物质生产的精神反映；在研究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斗争上，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白宣告（1793年《人权……宣言》）”④。这里马克思所提到的“献身精神”，其表达的不仅是犹太民族争取解放斗争过程中需要发扬的一种民族精神，而且是所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民族都应该具备的精神。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民族精神的解放与民族独立的完成是密不可分的。他指出，“只有在中央洪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就像一个幽灵碰撞到实际生活一样必然垮台”⑤。因此，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长久以来不断发展形成的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与价值观念，它的历史性、时代性、开放性、进步性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体现了人类为了寻求自身解放和追求积极进步展现出来的内在动力，还体现了其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使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可以说，“独立自主”有其特有的文化逻辑，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基础，成为我们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

二、实践逻辑：独立自主熔铸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构筑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⑥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独立自主”之所以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原则，根本原因在于以民族独立、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拥有了适应变革的强大精神文化力量，为中华民族走出困境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十足的勇气底气，构成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

伴随着现代性对世界历史的开辟，近代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资本殖民的进程之中，成为资本逻辑宰治和外溢的对象，资本逻辑内蕴的支配——从属关系使得中华民族遭到史无前例的蹂躏和压迫，中华文明也遭遇岌岌可危的严峻挑战。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并没有放弃反抗，也没有被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的局面所压垮，为了挽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找到“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起反抗，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各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救亡方案相继涌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接连发生，这些运动的开展及筑基其上的新思想的传播启迪着人们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开辟了新的思想道路。1916年初，为了揭露袁世凯寻求复辟君主专制的企图，消除美国人古德诺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和杨度发表的《君宪救国论》文章中散布的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和《青春》等文章，深刻揭露君主专制的本质与危害，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启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有革命文化的引领，才会有革命运动的诞生，革命文化是革命的前提，革命文化为革命提供精神动力、激发斗志。毛泽东曾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指的就是鲁迅。鲁迅作为批判最为深刻的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在1920年前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化作品，深刻揭示辛亥革命前后普通中国群众精神麻木的状况，希望能唤起民众的政治自觉、文化自省，使中国“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学医出身的鲁迅，真正看出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病灶，意识到要改变民族软弱的现状，寻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必须拯救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他在《〈呐喊〉自序》中说道：“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此，这场运动将中国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文化觉醒，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也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积极进步的文化与思想基础，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直接源头。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的勇气诞生了，中华民族从此有了先进的领导主体。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⑦，具体革命活动的开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局面。这样一种因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招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识到革命的任务不光是实现民族独立，更要在革命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教条主义作风，并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共产党，要依照中国的实际走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这些观点的提出，把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革命性、先进性、人民性的伟大革命精神，标志着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捕捉到中国革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走城市包围农村道路的不可能性，从而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的革命文化开始在党内慢慢形成；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靠着自己摸索出来的战略打法，成为敌后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并以顽强拼搏、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奋勇拼搏、持之以恒的民族毅力，谱写出一首首红色的民族赞歌；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创造力，克服艰难险阻，培育出以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这些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化都集中体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为了继续消除美国对我国国家领土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鸭绿江，历经3年苦战，成功帮助朝鲜击退美军，形成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另一方面，为了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减轻苏联撤离援建人员对中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先后创造出了以独立自主精神为核心的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与革命精神一脉相承，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主流精神，并为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历史机遇。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如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⑧和“推陈出新”⑨的方针，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⑩；周恩来则提出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而外国好的东西要“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11）等。这些思想和主张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独立自主”更为深刻的思考，其不仅对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更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党对于当前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认为这次会议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会议”，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此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3）在之后1986年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又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重大概念，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独立自主”在党的方针政策和文献中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总之，改革开放在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深度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淬炼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说：“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14），其反映的以革命精神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独立自主”思想，成为构筑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可以说，“独立自主”亦有其特有的实践逻辑，它熔铸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构筑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

三、时代逻辑：独立自主发展于新时代积极开启的新境遇，真正诠释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真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以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高度负责的豪迈气魄，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自己做，容不得任何外部势力和敌对势力插手。当前，在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大背景下，“独立自主”拥有了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的清醒认识。

首先，“独立自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推进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伴随着一系列困难的克服和成就的取得，我们国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新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新方案；在科技上，中国自主研发的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5G等高新科技领先世界，“嫦娥”探月、“祝融”探火、“北斗”组网、“天眼”探空也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以及我国的社会转型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速与质量不均衡、社会分化等重大难题、问题，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必须坚持好、发展好这一宝贵历史经验，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风云变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叠加的背景下“独立自主”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时代寓意，更能够凸显出其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这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但同时，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大行其道，非理性的言行煽动民众情绪和国际舆论，导致国际间的市场秩序、基本的伦理和价值观发生错位和混乱；地域歧视、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疑惑、愤怒、失序和失策的艰难时刻，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错误思想也再一次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尤其是2022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全面制裁，在金融、科技、文化上的全面限制，让我们意识到“独立自主”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防患未然。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更加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的各种利益，牢牢坚持国家统一和世界和平才是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道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5），从而为经济的稳定增长、繁荣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我国“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指鹿为马、咄咄逼人，我们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在国际舞台和全球话语中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走好中国道路，继续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6）。同时，我们也决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前，我们只有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时刻才不会受制于人。

最后，“独立自主”体现的精神文化的重要价值以及对发展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诠释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真谛。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开端；而一个民族的衰落或灭亡，也往往以民族文化的凋零和民族精神的退却为先兆。“独立自主”是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前提，没有“独立自主”，那么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新时代境域的积极开启，不同国家间的交流和往来日益密切，特别是文化层面对话会通更加频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但如果在此过程中缺乏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就有可能使本民族的文化陷入被遗忘和消解的误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的同时，也要注重“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17）。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需要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下进行，而这种秩序和规则的形成，要以尊重各国独立的发展模式、历史与文化背景为前提。只有坚持独立自主，不同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才有可能进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越是强调独立自主，越是要有恢宏的气度、包容的精神；只有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才能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只有大力弘扬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才能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并在世界文明融合中不被同化，始终保持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性、革命文化的斗争性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总之，“独立自主”既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又熔铸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不断得到实践淬炼，还在新时代积极开启的新境遇中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性地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四、结语

德国思想家歌德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植根于本土、出自本国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18）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兴党兴国之本。站立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汲取着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与奋斗中积累的精神养分，具有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在古代，“独立自主”以文化的形式描绘历史；在近代，其以革命的姿态缔造历史；到了今天，其焕发着更加耀眼的光芒，以时代的风采开创历史。且行且坚守，且守且弘扬，共同守望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共同弘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屹立世界，以“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影响世界，用“独立自主”的行事方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⑧《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1）《周恩来谈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1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1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18）歌德：《歌德妙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