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什么是“大思政课”，为什么要有“大思政课”，如何做强“大思政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因其特有的任务，有其独特的范畴关系。要想运用好这些关联，需要我们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程式，善用“大思政课”，处理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思政课”、满足学生发展需求与培育时代新人、知识与价值、内化与外化、思想与行动、显性与隐性的关系，充分运用现有教材以外、传统课堂之外的鲜活资源与方式，进行课程资源转换，使之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要素，引导学生学思践悟，更好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这一重任。

【关键词】大思政课；知识价值；内化；外化

【作者简介】高国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21.10.104～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逻辑及其历史超越研究”（20BKS092）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1]我们需要研究阐释的是，什么是“大思政课”，为什么要有“大思政课”，如何做强“大思政课”。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课程，有其特有的任务，有特殊意义上的范畴关系，要想履行好这些关联，需要我们拓展思政课的程式，善用“大思政课”，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思政课，不是一类单纯的认知课、知识课，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特殊课程。从任务与要求来看，思政课是通过知识传授、实践体验、价值引领、信念内化，实现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融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于一体，帮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满足学生主体性发展成长的需求与期待。这就要求思政课人脑入心，解决思想困惑，有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思政课极具包容性、综合性。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政课教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涉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涉及世界史、国际共运史，涉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等等”，[2]可见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样的课程容量，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开设，决定了思政课不可能是一种固定的教学方法和程式，必然要求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授课风格。在思政课授课方式的多样性中，就包括大思政课的理念和应用。正如习近平所说，“思政课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有统一要求，但具体落实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结合实际把统一性要求落实好，鼓励探索不同方法和路径。”[2]如此容量的思政课，必然呼唤“大思政课”的出场。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概念：“大思政课”，是相对于单纯的“思政课”本身规范的、精确化的教学内容（如教学大纲、统编教材等）要求而言的；大思政课，是在思政课的宗旨——培养时代新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下，充分发挥传统教材和课堂以外的资源与方式，进行课程资源转换，使之构成思政课的课程要素，引导学思践悟，更好完成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这一重任的形象用语。作为“课”的形态，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历史事件导入、生动的实践案例、鲜活现实生活素材、历史文化传统挖掘、学术资源深层拓展等教育内容；形式上则有英雄模范人物、行业卓越人士（包括领导干部）现身说法，或拓展课堂、实践服务等教育方式。这一对关系范畴，可以说明思政课何以要“大”的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的事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人的思想差异很大，特别是对于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同，需要有润物细无声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引领。思政课要以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人的发展规律，以科学的理论引领人生。习近平说：“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3]“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4]追求真理，是一种品格。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人生“总开关”，在思政课中，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价值选择能力、判断能力，形成正确观察社会、分析社会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近代哲学家洛克看到，教育的目的是美德，抵御个人的欲望、贪求，跟随理智的指引。思政课要帮助学生形成这样的能力，只能是通过细致的分析，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不可能是照本宣科，需要运用不局限于教材的多种资源，甚至虚拟仿真实验室，通过情景设计和模拟，让学生进行境遇选择，练就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力与价值选择能力，促进其主体的成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强调的：“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5]（P351）“道德准则，只有当被学生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过的时候，只有当他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5]（P348）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多样选择成为常态，西方宣传者不再是简单直白地灌输，而是把价值观巧妙地包装在受众自身的“想要”与“需要”之中，看起来是主体的自主选择。这启发我们把“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在价值多样的时代，自主选择性的增强，需要把思政课转化为学生内在的渴求，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接受内蕴的价值观。这是学生主体性的成长需求。大思政课，要关注学生成长，通过运用各种资源、有效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稳健的立场，使思政课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课程。

另一方面，思政课的宗旨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代表了国家意志对教育的任务要求。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我们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2]思政课的目标是培养时代新人。从思政课设立的宗旨上看，有益于完成这一使命、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学生身心成长规律、遵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教学内容，都需要及时补充进来。

思想政治教育也被称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体融入社会、融入公共生活、有序公共参与、改造社会并实现自我改变的过程。社会化使受教育者成功地应对自己的生活，并与他人一起应对生活的挑战，包括在社会性、情绪和认知方面获得的个人能力和文化共享能力。[6]（P401）关于政治社会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政治学概论》给出的界定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与政治实践能动地获取社会政治文化成为政治人的过程，也是社会按照其发展的要求，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政治文化，塑造社会成员政治心理、政治意识与政治价值观，实现政治文化在的继承与变迁的过程”，[7]（P212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政治认同，形成政治信念并付诸政治参与的过程。这也是“有意识的社会再造”（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tion），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未成年人对自身生活、所处社会和世界理性的反思能力，使个人有能力在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做出选择，使个体有能力背景性地思考如何再造他们的社会，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它。[8]（P522）在思政课中，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更加需要运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提高思政课的效果。比如，理想信念教育中，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思政课可以运用的生动鲜活的素材非常多，恰当地通过四史教育，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革命文化精神的继承、对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先进文化的弘扬、对人类文明的扬弃借鉴，充分拣选，萃取提炼，用来为主导价值服务。因而“大思政课”本来就是思政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提出：教育是价值观的传递活动。教育学家M.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及其姊妹篇《教育与权力》中，“坚决认为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9]（P1）就教育制度的本质而言，是一项政治活动，不应与意识形态完全分割开来，指出课程的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对课程的分析离不开政治经济与文化。阿普尔的这个观点，点明了教育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维度。

思政课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习近平指出，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视知识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标。如何运用好知识载体实现价值引领？

据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的知识分类学，知识分为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元认知的知识（metacognitive knowledge），这四个分类在学习过程中，与认知过程维度能力结合，提出了六种认知过程：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10]（P67-68）这是从知识的视角从学习掌握运用的意义上来分类的，对于伦理之知，德性之知，品格的培养与理想信念的塑造，还是不敷使用的。思政课学习的不只是描述性认知、“事实之知”的知识，还有价值之知、“德性之知”，有价值引领，体现出评价性，以及如何去做的知行统一的实践精神。思政课不只是教材里固定的教学内容，除了学理逻辑的体系阐释，还需要有思想渊源、实践探索、国情区情等多方面的支撑。政治导向与情感体验，不是纯粹的认知之学，还需要价值的提升，各学科专业知识的背后，是精神和价值观。不能用学理性冲淡、弱化政治性。

苏格拉底聚焦于“认识”“追问”“善”的、道德的本质，考察人的道德能力，关注人如何成为有德性的人，这种“认识”（“知识”“智慧”）具有实践性及其善的目的论基础。[11]这种非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智慧”“知识”，作为德性之知，是具有实践导向的道德之知，苏格拉底试图将之与当时古希腊社会所指宽泛的善、好、卓越、优秀的一般涵义区分开来，突出这些术语的道德涵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分类，仍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亦即理智卓越与伦理卓越，理智品格与道德品格。智力（intelligence，作为心灵学习技能，适应新情境、从经验学习、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获得知识的能力，根据斯腾伯格，智力有三种类型：实践的、创造性的、分析的能力）的品格，是显著的优点。如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所说：称作智力的概念家族，是一些明确的形容词：“聪明的”“细心的”“有条不紊的”“有发明才能的”“慎重的”“敏锐的”“合乎逻辑的”“关于观察的”“机智的”“狡猾的”“明智的”“有见识的”“审慎的”，等等。赖尔还专门谈到了理智（intellect，理解与客观推理的能力）的机能和行为，特别指构成理论思维的活动，是关于真命题或事实的知识，构成理论科学和学科的优势的，是能够容纳严格的理论，这使人优于动物，使文明人优于野蛮人，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获得关于各种真理的知识的能力是心灵的本质特性”，[12]（P21-22）“知道怎样做”不能用“知道那个事实”来定义。[12]（P30）

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休谟命题，突显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延续到当代哲学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但这种区分，在中国哲学中常常不是问题。冯契先生提出：真也是价值性的概念。从德性的角度，真与伪的区别来看就非常清晰。“真理性认识符合人们的利益，合乎人性的发展，它便不再是光溜溜的‘真’，而且同时是好的、美的，于是‘真’成为价值范畴。”[13]（P131）“当真理性认识化为理想，并得到实现，人凭着为我之物，同时也使自我之本质力量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客观规律与人性发展的相统一的活动中，人类实现了价值。人的价值的实现表现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格，这样的人格不仅“知道”，而且“有德”，即有真实的德性，实现了人的理想，这样的人格是真诚、自由的个性。”[13]（P133）这种基于理性的“自制”之知，是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认识”的品德之知、智慧之知，非自然哲学的事实之知，是人通向自由的途径。

与这一问题相关，儒家所说的“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也是事实性的知识与伦理知识之间的区别。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所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4]（P24）“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14]（P20）冯契先生对此分析甚为透彻：达到“德性之知”，要经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过程，知就在于达到德性之知，“非知，德不崇”，没有知，便没有自觉的德性。[15]（P61）礼涵养人的德性，知礼结合，就能成性，“知礼成性”，造就理想人格。

内化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表征，是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转化，把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个体意识之内的接受、建构；外化是个体意识或信念向外部实践行动的转化，是个人知识经验通过感性实践的客观化，是个体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是化思想为行动的实现过程。青少年阶段，可逆性强，价值观尚未定型，需要倾心栽培，引导走正路，思政课教师需要在讲透学理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实现价值观的塑造和政治认同。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不是靠简单的案例枚举就可以解决。青少年学生思维活跃，获取信息渠道广泛，善于比较，我们思政课就要体现出应有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帮助学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感受、认同、验证、升华、内化为信仰，铸就理想信念、扎实学识、高尚品格，并外化为坚定的行动践履、责任担当。通过“大思政课”，让学生认识到，政治革命是站起来的逻辑，经济革命是富起来的逻辑，新时代“具有崭新内涵的伟大社会革命”是强起来的逻辑，使社会历史最终通向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价值观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和方向。

美国有教育学者提出：他在自己所开设的每门课程的第一讲中都会强调：“‘教育’是一个变化的、情境性的、高度个性化且深受历史和政治影响的概念”。[8]（P287）我们强调，教育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有着无法回避的政治性、价值性导向，通过教育，这些政治性、价值性的取向，渐渐内化到学生的内心，滋润其心智，接受、欣赏、建构、维护，成为其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就是政治引导，要求我们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对基本命题与判断，提供学理性、知识性的支持，促进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认同，这种内化的过程，需要主体自身的渴求才能完成。海德格尔在《什么是思想》一书里提出：教比学更难，因为真正的教师只是让学会学习。[16]（P15）这说明，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应当是掌握学习思考的方法，是“渔”，而不是直接给出现成的结论“鱼”。王夫之也很强调实践与人性的养成关系，提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人性每日都在生成着，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冯契先生解释为“人能不断地用善之资来培养性、凝成性，并坚守不失”，[15]（P276）人格的培养以正心正志为本，使志向服从于对道的理性认识，以道义为心，作言行动止的主宰。[15]（P282-283）正心正志是内化，以道义为心，外化为言行动止，内心道义与躬身力行达到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有显性教育的惊涛拍岸，又要有隐性教育的润物无声。解疑释惑，加强针对性、提高实效性，非常重要。“大思政课”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国古代的教化，在这方面有着很多的见解。蒙以养正，通过各种载体和活动的涵养，达到深入血脉的教育效果。宋明理学中，二程对当时只注重义理而不及其余的教育做了批评：“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17]（P21）王阳明针对当时的教育，也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18]（P186）这种教化，是内心修养与躬身行为的相互涵蕴，是全面的成长，也是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结合。

人的教育，有规范性约束性的训导，也有品德性发展性的培育。在卢梭看来，服从我们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就是自由；康德提出，“人惟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的东西，他什么也不是。”[19]（P443）“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教育是照管（供养、抚养）、训诫（管教）、和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19]（P441）在康德的教育观中，“人需要照管和塑造。塑造本身包含着管教和教导”，[19]（P442）既有强制性的训诫，也有启发式的教导。他提出，“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与运用自己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离开了教育的人就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19]（P453）康德认识到，强制是与自由相反的，自由构成人的价值，所以训练的强制在应用于年轻人时，必须保持他们的自由。训诫或者管教是把动物性改变成人性，训诫把人置于人性的法则之下，训诫不是奴役性的，而是要让孩子始终感受到自己的自由，前提只是他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人物，康德乐观地说，每一个后来世代都将向着人性的完善更走近一步；因为在教育的背后，隐藏着人类本性的完善的重大秘密。他一直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通过教育，一步步地把人身上的粗野的动物性渐渐去除，让人越来越趋向于人性（humanity），人性是目的，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最终也是指向“什么是人”，这是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提出“人应当如何生活”在近代启蒙哲学上的回应。但我们说，真正对人的自由与解放提出深刻理解与科学实现路径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理解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人们改造世界、解放人类自身的科学真理与道义之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是我们办好思政课、善用大思政课的底气。

纯粹认知，未必能导致信念与行动。哈佛商学院教授写了一本《知一行鸿沟：聪明的公司如何化知为行》的书，探讨“人们明显地知道要做什么，但不去做”“知道要做什么是不够的，聪明还不足以把知识化为实践。”[20]同时，还存在着“德性之知”与躬身力行的关系。这中间有一个长长的传递与转化链条，诸多因素和结构发生着传导转化，需要心理实验、认知科学、意志学说、信仰论、行为主义、建构论等多视角的研究、多维度的教育体验来促成。由思想到化为行动，“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实践，化理论为方法，善用“大思政课”，正逢其时。

作为学校用于学科知识的规范传授和学生正式学习的教材，是学科公认的知识的概括提炼和基本标准。思政课教材保持着及时修订的频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热实践、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尽可能与时俱进地体现在教材之中。习近平要求：“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把统编教材作为依据，确保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权威性，同时也不能简单照本宣科。教材给出的是教学的基本结论和简要论述，要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爱听爱学、听懂学会，需要做很多创造性工作。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样化探索，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教学目标。”[2]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只提供基本结论和简要论述的教材，与深刻的学理阐释的理论逻辑的关系、与丰富的感性的实践逻辑的关系、与深沉厚重的历史逻辑的关系，认真研究统编教材与各类学校及学生使用的关系。运用“大思政课”的资源和方式，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状况，防止形式化、表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传授准确，入脑入心。

对于思政课而言，不只是知识的呈现，还要有价值的引领，从事实性知识、情感性体验、价值性判断、到内心信念，到实践笃行的关系，这不是仅靠逻辑推演就可以解决的。中国哲学强调知行统一，反对言而不行。《尚书》有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贞观政要》记叙：“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说明最难的是一直朝着目标努力前行，善始善终。真正的知是与行联系在一起的，王阳明说过：“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18]（P105）面向实践的知识，不导向行动，就不是真知。

知行统一，动力来自信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21]“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思政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思想武装，化为信仰信念、价值追求，化为行动实践。为此，就要运用各种可能的资源，针对思想困惑展开，“大思政课”就有了用武之地。“学生的疑惑就是思政课要讲清楚的重点。要善于利用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在比较中回答学生的疑惑，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2]思政课的实践性，要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做奋斗者”。[2]

上思政课当然不能照本宣科。“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工作任务发展变化较快，思政课教学内容要跟上时代，只有不断备课、常讲常新才能取得较好教学效果。思政课上学生会提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往往涉及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2]思政课教师不能只是根据一本教材“以不变应万变”，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善用大思政课，广泛调动各种资源，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鲜活的实践案例、深刻的学理分析，给学生以熏陶和启发，形成正确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规范不等于照本宣科，灌输不等于“填鸭”，而是引导学生从学理方面去探究教材中涉及的重要问题；通过思维锻炼，引导学生认同教材的重要判断与命题，启发学生通过思考与探究，超越已有认识，生发出新的思考、知识，从而转化为德性、信念；在风格上力图既体现理论课的学理性特点，同时提供实践的建设成果，对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深入探究。通过“大思政课”的引入和协力，真正把思政课建成融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于一体的课程。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2]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1，（17）.

[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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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