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亲和力”是思政课所展现出来的亲近感、悦纳感，是衡量教学实效性的重要维度。教育者利用鲜活生动的榜样教育人，对于提升思政课亲和力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榜样教育如果运用不当，亦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无法充分展现其育人优势。因此，要进一步提升榜样教育目标亲和力、彰显思政课教师榜样引领力、增强榜样教育素材感召力、强化榜样教育方式吸引力，以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

【关键词】榜样教育；思政课；亲和力；身教示范；立德树人

【作者简介】储成君（1992-），男，安徽安庆人，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蚌埠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安徽蚌埠233000）。

【原文出处】《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太原），2023.3.123～128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KS012）。

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是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主阵地。当前，我国思政课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亲和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实践中，提升思政课亲和力是做好思政工作的内在要求，是关乎思政课能否“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重要课题，是关乎思政课能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1]对于如何提升思政课亲和力，学界已从多个维度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对如何利用榜样教育的独特优势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力图从榜样教育视角深入阐释利用其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显著优势、现实挑战和实践之道，以期对如何通过榜样教育改进思政课教学方式，进而提升思政课亲和力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亲和力”本为化学术语，表示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相互作用的力。在人文社科领域，引申为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和潜能。思想政治教育学引入该概念，指称“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让教育对象主动趋近、积极悦纳、高度认可的一种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2]。这里所说的思政课亲和力，主要是强调教育对象对思政课产生的亲近感、悦纳感和趋同感。

亲和力是衡量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关乎思政课教学内容能否被学生真正接受、教学影响力是否具有持续作用，还关乎教学目标能否真正实现。思政课只有获得学生真心喜爱，才能使其真心接受、终身受益。具有亲和力的思政课因被学生悦纳而显现出育人成效；反之，思政课如果亲和力不足，学生就会对之形成负面印象，教学的实效性也会大打折扣。缺乏亲和力的思政课，即使学生因需要获取学分等外在压力而被动听课、死记硬背，并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和较高的学分，但仍然无法真正使学生受到课程的熏陶、感染。实践中，教育者唯有努力使思政课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真心喜欢的课程，才能使其积极参与、乐于接受，也才能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进而为学生成长成才夯实价值根基。

实践中，思政课的亲和力体现在方方面面，是多种因素协同影响的综合结果。教育主体亲和力、教育目标亲和性、教育载体亲和度等诸多要素，都与思政课亲和力密切相关。“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开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努力追求亲和力，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形成亲和力的结果状态，才能生成具有亲和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2]例如，从教师维度来看，教师整体形象、综合实力、授课态度、语言运用等都会对思政课亲和力产生重要影响。教师如果知识丰富、备课充分、讲授生动，就往往会给学生留下可亲可敬的正面印象；反之，则难以获得学生好感，更别说欣然接受其讲授的内容。从教学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教学内容的趣味程度、难易水平、呈现方式，以及教学方法的选择运用合适与否等，都会对思政课亲和力产生重要影响。具言之，如果教学内容本身趣味盎然、教学呈现方式合理可取，就能够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反之，如果讲授内容晦涩难懂、呈现方式枯燥乏味，就难以使思政课具有亲和力。因此，思政课亲和力体现在思政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思政课开展的全过程。实践也充分证明，思政课教师不仅要具有综合性、长效性思维，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而且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提升思政课亲和力，以努力打造亲切可感、生动活泼、引人向善的思政课。

毋庸讳言，思政课亲和力不足的短板客观存在、不容忽视。一方面，一些思政课教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津津有味”，但台下学生却听得“心烦气躁”“昏昏欲睡”，而当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时，就会对思政课产生不愿听、不想听、不屑听的抵触情绪。在教学活动中，如果缺乏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教师的教学就易沦为缺乏互动的“自导自演”“自说自话”。另一方面，一些思政课教师误解了“亲和力”的真正内涵，将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错误地认为是要一味地“迎合”学生，如形式上虽然花样百出、推陈出新，但却矫枉过正，形式大于内容，陷入了“娱乐化、庸俗化、肤浅化”的误区。如此，学生的“出勤率”“抬头率”虽然提升了，但教学质量并未真正得到提升，无法完成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显然，具备亲和力的思政课既要有高度、有深度，又要有温度、有热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他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3]17。他还指出，“无论组合拳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3]23。可见，增强亲和力是当前思政课改革的重要诉求，而思政课只有具备亲和力，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亲师信道、知行合一。笔者认为，利用榜样教育助力思政课教学活动，无疑能够为提升思政课亲和力提供一种好的思路。

运用榜样教育赋能思政课教学活动，能够发挥榜样承载教育内容具有生动性、形象性的优势，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榜样教育运用不当，亦会带来一些现实挑战。

（一）榜样教育赋能思政课亲和力的显著优势

榜样是具有教化作用的人格范式。成云雷指出，“榜样是指凝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因而能够对他人具有教化作用的人格范式”[4]。榜样教育也常常被学者称作“榜样示范法”“榜样法”。彭怀祖认为，“榜样教育是教育者选树合适的榜样，启发、引导受教育者模仿、学习榜样的品德、行为和其他知识技能的过程与方法”[5]。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榜样教育立德树人，通过彰显榜样生动鲜活形象内蕴的亲和力，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

榜样具有生动鲜活的显著优势，其模范行为和人格魅力可以对受教育者起到熏陶感染的“柔性”教育作用。相较于书本载体抽象的文本符号，榜样载体“以人化人”，真实的榜样人物可以与受教育者进行思想交流、心灵碰撞，从而以心暖心、以情感人。因此，思政课教师开展榜样教育可以彰显榜样的人性温度，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

一方面，榜样是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特殊载体，可以有效地承载和直观地展现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榜样生动具体，又贴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流价值传播，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6]众所周知，抽象深奥的大道理往往会令教育对象望而却步，而当教育者将抽象难懂的大道理融入典型生动的榜样教育时，榜样以思政课教育内容的“证成者”“代言人”身份出场，不仅能够生动形象地确证高尚道德与坚定信仰的人格魅力，而且能够起到化抽象的说理教育为形象的熏陶教化的效果。榜样虽然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新的意涵，每个时代也都有代表这一时代精神风貌的榜样，但榜样往往体现着特定时代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期待，是特定时代先进性的象征，而利用榜样的先进性激发后进者的看齐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榜样是鲜活的真实人物，凭借感人至深的生动故事，可以以事感人、以情动人、引起共鸣，形象地彰显抽象哲理的现实说服力和强大感召力。王海明指出，“榜样是最具感染力的道德教育方法，因为不言而喻，言教、身教和奖惩的教育未必是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和生动的；反之，榜样的教育则必定是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和生动的。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和生动的教育岂不更具感染力？岂不更能够陶冶、增强和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感情、道德意志和道德认识”[7]？质言之，“榜样”一词常暗含“值得学习”“值得欲求”的属性，“每个人都把对方身上值得他欲求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榜样”[8]。当受教育者认为榜样“值得学习”“值得欲求”时，就能够激发其主动崇德向善、自发亲近榜样的精神动力，当其主动见贤思齐时，也就是不断学习榜样、赶超榜样的过程。如此，思政课教育内容就能被教育对象主动悦纳，在润物细无声的效法榜样中提升道德境界、站稳政治立场、提升综合素养。

（二）榜样教育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现实挑战

榜样教育有时虽然可以生动形象地承载思政课教育内容，但在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未能充分发挥其显著优势的问题。教育者如果将榜样教育形式化、模式化，则难免会使榜样教育的生动性大打折扣，甚至会使教育对象产生逆反心理，将榜样示范误解为道德说教。

一方面，榜样呈现方式不当会削弱榜样的亲和力。一些思政课教师开展榜样教育时习惯性使用说教式语调、政治性语言，将榜样情感熏陶变成知识灌输，而故事的感人性、道理的透彻性、情感的丰富性则有所不足，极易使教育对象产生逆反心理。一些叙事者“说教”意图呈现为“命令”受教育者“你应该效法”“你应该这样”，而不是激发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引导和激发他们自发地、由衷地产生“我应该”的内心体验，实效性难免不尽如人意。显然，说教式叙事“兀立”道德制高点，谕示人们完全遵循某种道德立场或道德标准，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要求他者如何去做，而忽视了教育对象具备价值选择的自主权。如此，虽然教育者提倡的榜样教育内容与主导价值观若合符节，但如果没有从理性角度真正“说服”受众，或者从感性角度真正“倾服”受众，使其心悦诚服、真心接受，则极易使受众产生“被要求”的抵触感。因此，教育者在运用榜样教学法时要减少说教式叙事，用事实说话、用理性说服、用情感化育，以增强生活气息。笔者认为，如果榜样教育成为说教的“翻版”，就会使榜样教育所内蕴的亲和力优势不能彰显。思政课教师如果将榜样教育误用为说教式叙事，即生硬地、机械地讲大道理，流于对榜样事迹的简单描述和说教式、口号式倡导，极易使榜样教育变成空洞枯燥的说教，教育效果也往往不理想。说教式叙事使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不彰，极易产生“阻抗说教”的逆反心理。所谓“逆反心理”，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广义上指凡事都要反着来的心态，狭义上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内容或教育者的抵制和对立[9]。榜样教育中的逆反心理，是指受教育者对榜样承载的教育内容、榜样教育开展的方式产生怀疑、反感、不认同等抵触心理，意味着教育对象构筑了抵御说教的心理防线，教育就会出现“越说越不听”的负面反应，从而导致教育影响力不强。逆反心理成因复杂，如教育内容超出了受众的接受能力、教育内容真实性不足等，都会导致受众对教育内容产生厌烦、怀疑。这其中，泛泛的、空洞的、生硬的说教式叙事让受众觉得教育内容枯燥无味，是引起逆反心理的重要诱因。如果说教式叙事遮蔽了故事本身的生动性、说服力，将主导价值观“过滥”地灌输给受众，就会给人造成人物形象干瘪，缺少感人情节的印象，引发受教育者认知层面的反感、怀疑和抵触，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如此，也必然导致教育者无法有效传播榜样教育的内容。

另一方面，榜样案例选取不当也会削弱榜样的亲和力。“缺乏个性的榜样，会令人产生刻板印象和审美疲劳，难以被受众亲近、悦纳和认可，实则削弱了榜样影响力。”[10]榜样作为思政课教育内容的特殊载体，是榜样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独有特征。但有些教师一味地选取高不可攀的榜样，呈现榜样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然形象，则极易使教育对象心生畏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榜样教育的亲和力。例如，一些教师在选取劳模作为榜样素材时，只是一味地突出劳模吃苦耐劳的方面，认为如此可以感动他人，但只见一隅不见其他，反而极易使受教育者产生敬而远之的逆反心理。“缺乏亲和力、层次感的榜样难以与青少年产生心理共鸣。”[11]将榜样树立得不近人情、单一枯燥，不仅极易引发受教育者质疑、反感，使榜样内蕴的生动形象、优势不能完全彰显，也极易引起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实际上，榜样形象应具有个性。“榜样既要有传统的‘献身型’、‘拼命型’、‘勤奋型’、‘苦干型和无私型’，也要有智慧型、灵巧型、创造型、开拓型，还要有自立型、自强型、维权型、守法护法型等等。”[12]总之，思政课教师在选取榜样教育素材时，要展现更多个性化元素，改变“千人一面”“高不可攀”的榜样形象，从而达到通过榜样的亲和力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效果。

榜样教育可成为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重要载体，但在思政课中运用榜样教育则需要进一步优化实践路径，包括提升榜样教育目标的亲和力，彰显思政课教师的引领力，增强榜样教育素材的感召力，体现榜样教育方式的吸引力。

（一）提升榜样教育目标的亲和力

提升榜样教育目标亲和力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的前提条件。通过榜样教育开展思政课教学活动，离不开教育目标的行动指引，“培养什么人”是其首要问题。榜样教育目标只有契合学生内在需要，才能获得学生的认同感，进而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从整体上来看，榜样教育目标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超越性，希望受教育者能够赶超榜样，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远远超越教育对象现实思想境界的教育目标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达成赶超榜样的教育目标是不能一蹴而就的。诚然，榜样以活生生的案例呈现了教育对象能达成、应达成的目标，榜样即期待教育对象所效法的人。但是，榜样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有取得丰功伟绩的领袖人物，也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身边好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榜样其赶超难度存在“天壤之别”。教育者如果不考虑学生思想实际，一味地树立过高或过低的教育目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思政课的亲和力。具言之，如果榜样教育目标定得过高，教育对象因无法达成榜样所标识的高度而会产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的道德挫败感，认为榜样高不可攀；反之，如果榜样教育目标定得过低，又会降低思政课教育的实效性，远离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初衷，让教育对象觉得榜样不过如此，学之无益。因此，利用榜样案例开展榜样教育需要审视其目标的层次性、现实性问题，处理好现实性与超越性的辩证关系，设置层次递进的榜样教育目标和内容，既要考虑先进者的超越性现实诉求，也要照顾后进者的发展现状[13]，而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所有教育对象“齐步走”，奢望一朝一夕、一两节课就能达到榜样所标识的较高道德境界。

（二）彰显思政课教师榜样引领力

思政课教师的亲和力是思政课亲和力的根本保障。“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4]实践也充分证明，思政课教师如果没有亲和力，就无法使思政课具有亲和力。通过榜样教育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需要发挥教师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触动学生的独特优势。这就要求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不仅要厚植关心爱护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的育人情怀，还要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增强授课魅力，在德行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从而获得学生的信赖感、亲近感。“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5]显然，思政课不仅仅是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更是一门立德树人、塑造心灵的课程，学生不仅关注教师如何阐述理论，更关注教师是否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教师的言行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着示范引领作用，影响着其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16]。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循循善诱、言行一致、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做学生的榜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真情投入、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爱岗敬业，也唯有“学高为师，行为世范”，才能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潜移默化地感染、触动学生，引导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真学、真懂、真信、真行。教师如果不能成为尊道重教的榜样，不能在学识德行上成为学生典范，就无法展现可亲可敬的教师形象。学生如果认为教师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面人”，就会思想迷惘，认为这门课程仅仅是喊喊口号而已，无法让人化知为行，也必然会导致思政课亲和力越来越弱。因此，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所强调的，“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思政课教师要自觉成为学生榜样，提升人格魅力，增强学术修养，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强化理想信念，优化课堂教学活动，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进而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三）增强榜样教育素材的感召力

运用榜样教育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需要精选榜样人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思政课教师必须精心选择榜样案例，精准解读榜样事迹，明确学习榜样“学什么”，做到有的放矢、融会贯通。教育者只有不断增强榜样的感召力，才能够引导学生见贤思齐、进德修业。其一，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榜样素材。榜样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抽象偶像，而是需要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理想内在贴合，唯有真正打动人心，才能入脑入心。在教学活动中，思政课教师要避免使用千篇一律、刻板老套的榜样素材。从接受心理来看，教育对象现实需求契合度与思政课亲和力紧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亲和力的提升要唤起教育对象内心的积极情感体验，情感认同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亲和力的必要条件。”[17]具言之，思政课提供的榜样案例只有与教育对象达成内心契合，才能激发出教育客体对榜样的亲近感、认同感；反之，如果榜样案例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或者传递的价值观令其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亲，则会令教育对象表现出消极抗拒的心理。教育者在教学中要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融入能够给学生内心触动、情感认同的榜样故事。其二，多方扩充榜样素材库。目前，思政课统编教材中的榜样人物案例越来越多，为增强教材的生动性、可读性、耐读性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教材的修订具有周期长、难度大、成本高，且篇幅有限、对榜样内容更新滞后等特点，所以对新涌现的“热门”榜样的介绍是有限的。因此，教师参考用书、学生辅导读本、一些学校校本教材、官方媒体介绍的榜样人物、最新英模影视作品，都是教师可以利用的“教材”。教师在选编教材的过程中，不仅要紧扣社会热点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与时俱进地增补更多的榜样素材，以使榜样故事“接地气”“赶时髦”，而且要充分运用学生读得有趣、情感认同、入脑入心的榜样故事，增强学生对榜样进而对思政课教学的亲近感。其三，精选榜样需要坚持原则性。虽然形象生动的榜样故事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抬头率”，但不能一味地为了“迎合”学生而丧失原则。刘建军认为：“在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亲和力中，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18]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既是思政课提质增效的重要任务，又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亲和力的内在诉求。思政课教师在运用榜样教学法时，需要警惕泛娱乐化现象。宣传榜样不是关注人物野史逸闻，也不是戏说人物，而是要寓教于乐，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真义，将理论的科学性、透彻性与榜样的现实性、生动性相结合，在对教学内容有透彻把握的基础上，用真实可信的榜样形象来增强理论的吸引力，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发挥好教材育人的作用，将思政课的理论高度与教学形式的新颖性相结合。否则，教育者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学生而用“有意思”的人物琐事取代了“有意义”的基本原理，则会使科学理论娱乐化、庸俗化，课堂教学活动也会偏离于教学要求之外，缺乏理论魅力的“迎合”只能产生一时“轰动性”，而无法真正激发令学生积极悦纳、信之行之的“力”，提升思政课亲和力也就无从谈起。

（四）强化榜样教育方式的吸引力

榜样教育的呈现方式应该是多元的。一方面，提升榜样亲和力需要提升榜样传播的艺术性，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道德榜样宣传，实质上就是道德榜样的信息、观念和思想的传播运动过程。”[19]随着新的传播技术、教学技术更新迭代，思政课教学也需要不断创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政课教师既要提升运用新媒体技术的“真功”，也要提升运用新技术赋能教育开展的“巧力”。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各种传播媒介深度融合，教师既要发挥传统理论讲授、文本阅读的榜样教育优势，也要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呈现榜样形象，使榜样传播技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际，千方百计增强榜样呈现方式的新颖性。思政课教师既要通过讲述故事、阅读文献的方式深入了解榜样故事，也可以通过播放相关电影、纪录片、动画片进行展示，有条件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探索运用VR等新技术重现榜样人物的生产生活真实场景，增强榜样教育的现场感，强化榜样教育与学生期待的相宜性。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发挥朋辈榜样的吸引力，尊重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随着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传统的教师主导的灌输性道德说教已经无法适应教学变革的需要，如何将思政课融入学生生活世界，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充分发挥朋辈榜样的吸引力，有助于增强榜样教育的亲和力。例如，利用优秀学子报告会、学生标兵带团队等方式，可以使朋辈榜样成为助力思政课发展的载体资源，进而充分发挥朋辈榜样互帮互助的作用。

综上所述，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需要多种要素交替重叠、协同发力。榜样教育作为一种生动形象的有效教育方式，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亦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但只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榜样教育亲和力强的优势，多维度优化榜样教育运用方式，无疑能够为提升思政课亲和力提供一种可行性的思路。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2]白显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需把握的几重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7（04）：17-22.

[3]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成云雷.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的榜样作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05）：69-73.

[5]彭怀祖.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榜样与偶像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101.

[6]周月，储成君.习近平榜样观论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8-13.

[7]王海明.新伦理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69-770.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88.

[9]郑确.青少年逆反心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9.

[10]储成君.榜样教育视域下虚拟偶像的理论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22（08）：85-90.

[11]朱宁波，袁媛.青少年道德榜样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J].教育科学，2013（05）：64-69.

[12]张茹粉.榜样教育的实效性探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143-146.

[13]储成君，田欢欢.榜样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劳模报道的精神向度[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06）：93-10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7.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0。

[16]陈继红.榜样教化：古代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教学与研究，2021（01）：15-26.

[17]郑敬斌，刘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亲和力提升问题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3）：133-137.

[18]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0）：104-111.

[19]邹秀春.道德榜样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