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国际社会曾对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形成普遍共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惯性、冷战的地缘政治操纵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合流，遮蔽消解了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与历史地位。以正确二战史观廓清历史迷雾，是维护历史正义的逻辑必然。应当确立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道义基点，推动国家记忆向人类共同记忆的话语升华，开拓以多元共振与数字赋能为特征的国际传播新路径，充满自信地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向世界宣介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东方主战场；正确二战史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外宣传

【作者简介】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5.9.3～9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ZK0120250112)阶段成果。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然而，在战后复杂国际格局与话语体系中，东方主战场的巨大牺牲与重大贡献长期被遮蔽、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因此，充满自信地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向世界宣介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以重申东方主战场历史事实为“立史”之基、以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为“辨史”之旨、以讲好中国抗战故事为“传史”之要，具有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时代意义。

一、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砥柱

“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146，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砥柱，其历史地位与决定性作用理应得到庄重书写。在这场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砥柱。

(一)高擎反抗旗帜，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

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翻涌时，主要西方大国沉浸于绥靖政策的政治幻想中，而中国已经投入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东北军民率先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国人民率先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以坚决斗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树立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正义号召。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先从理论上揭露并号召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刚刚两日，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意在“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3]547，发出“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3]549的毫不妥协的号召，这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4]244。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在精神上道义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擎起第一面旗帜。

东北军民率先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党积极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以马占山部为代表的少数东北军也自发奋起抗战。早在1931年9月22日，党中央就展现出将抵抗引向纵深的明确意图，要求在北满“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3]569。在党的领导下，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力量最终凝聚为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必须看到，东北军民在后援断绝、环境恶劣的绝境中，坚持武装斗争前后长达14年，写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为漫长悲壮的篇章。

中国人民率先全面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人民全面投入到这场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社会动员达到空前程度，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协同作战的独特战争形态。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战略版图，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进程与最终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付出巨大牺牲，长期牵制抗击日军主要兵力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以长期抵抗和惨烈牺牲诠释对于反法西斯事业的承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按照1937年比值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的巨大牺牲，切断了法西斯轴心国战略协同，为其他战场的战略展开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贡献无可估量、其砥柱地位不容置疑。

中国坚持抗战决定日本最终败亡。从时间维度审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显著的先发性与独立性，比英法早8年、比苏美早10年反抗法西斯侵略。中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承受法西斯轴心国在东方的全部压力，打破了日本企图“以日满华为一环，确立……皇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5]32，进而以战养战的迷梦。从空间维度审视，中国以战略纵深将日本拖入战争泥潭，日本最初所恃的“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6]447优势被持续消耗，而使其固有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6]448的劣势日益加剧，从战略上宣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中国坚持抗战牵制日军主力。自全民族抗战爆发伊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将日本陆军主力长期固锁于中国。1938年冬，中国抗击的日军师团比例最高，达到94%。至1942年冬，即中途岛战役后日本丧失太平洋战场战略主动权之际，中国牵制了64%的日军师团，超过太平洋战场日军师团数量的2倍。直至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前夜，中国仍然抗击50个日军师团(不含关东军驻朝鲜部队)，仅比日军本土防御师团数少2个。[7]176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以绝对的战略韧性从始至终抗击牵制日本陆军主力，是亚洲大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中国坚持抗战战略作用巨大。一方面，中国直接破坏日军“北进”计划，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对德作战。1938年至1939年，日苏在张鼓峰与诺门坎两度爆发冲突时，日军主力在华中的广阔战线上被死死缠住，“在满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后增至8个)[5]22。在兵力对比悬殊下日本军事冒险失败，被迫放弃“北进”。另一方面，中国迟滞日军“南进”步伐，配合太平洋战场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日军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只能在太平洋战场部署10个师团。[7]176中国从根本上打乱了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的全球战略协同，盟国得以遂行“先欧后亚”战略，中国后来还成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对战争全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战略作用。

(三)凝聚正义力量，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面对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同威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必要前提。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略全局中的东方支柱，为汇聚全球反法西斯力量、确保正义事业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关键政治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早的理论先行者。1936年7月，当绥靖主义尚在欧洲大行其道之时，毛泽东就指出，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是“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并将其“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8]197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且以现实利益为基础指明了统一战线的可能性。1939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并指明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2]90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为后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明确了战略愿景、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的实践推动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着力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广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宣告“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9]476。1939年7月，中共中央揭露“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10]541，有力遏止东方慕尼黑阴谋，客观上促进英美等国调整了绥靖政策。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并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11]729同年10月，延安还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建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通过政策宣示、外交抗议和跨国联盟构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已然成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

随着二战局势变化，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条件最终成熟。中国主动加强同各反法西斯盟国联系，最终于1942年1月1日同美、英、苏等25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正义力量大联合，最终汇聚成不可逆转的胜利洪流。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双方力量对比，为夺取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政治保障。

二、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维护历史正义的逻辑必然

对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史实肯认与认知建树，关乎历史真相和法理道义。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12]任何试图悬置或忽略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二战史观，都将迅速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面临理论生命力的枯竭。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正视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是廓清认知迷雾、捍卫历史正义的根本逻辑前提。

(一)正视东方主战场贡献是正确认识二战图景的认知前提

中国全民族抗战开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战争的决策者、亲历者和观察者在历史现场，对于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形成了普遍共识。这一共识既是国际公论也是历史定论，为构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集体记忆，奠立了历史基点、实现了知识积累。因此，系统考掘历史共识的方面特征与主要意涵，是通向深层历史论辩的必要起点。

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核心事实，得到了二战中主要行为体的普遍确认。一方面，同盟国领导人和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予以高度评价。美英两国领导人均承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极大牵制并消耗了日军，有效阻遏日本进一步扩张。斯大林在1940年直言：“只有日本侵略者的双手被捆住以后，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13]46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说：“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14]342另一方面，日方的决策文件与战史记录亦显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得轴心国“北进”“南进”战争计划直接破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将日军拖入“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15]2。这一事实最终在国际法理文件中制度化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确认了中国的主要盟国地位和战胜国权利，成为东方主战场重要贡献的庄严法理背书。

战时新闻舆论和战后初期的学术生产，进一步将关于中国战场重大贡献的共识沉淀为公众认知与知识框架。一方面，美国《时代周刊》、苏联《真理报》等新闻媒体持续关注中国战况，向世界传递中国坚毅的抵抗意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得到广泛的国际声援与道义支持。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的二战史研究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贡献的承认，不自觉地蕴含全球史观雏形的学术取径。英国军事评论家富勒在其著作中指出：“确保中国继续战斗对同盟国的战略至关重要。”[16]206这一结论正是基于承认东方主战场贡献的自然延伸。战后日本史学界也承认，日军主要兵力“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17]43这些来自不同国家、跨越阵营界限的观点，为承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贡献提供了智识支撑，共同确认了中国战场在二战全局中的历史地位。

必须以清醒审慎的历史观透视，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战场重大贡献的“他者的承认”内嵌历史条件性与局限性。究其根源，形塑二战叙事的话语权力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其对中国战场的关注服从于其战略利益，往往以中国对太平洋战场或欧洲战场的策应作为标尺。但是，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多方形成、经由多种形式确认的历史共识，后人尽管可以探讨其功利动机与权宜目的，却无法否认共识指向的核心事实。东方主战场的巨大牺牲与重大贡献，从来不是出于当代需要的回溯性建构，而是先在于我们解释的、标定战后历史起点的客观实在。

(二)遮蔽中国贡献的二战史观陷入逻辑困境、走向历史虚无

战后世界格局的剧变中断了对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继续承认与确证，这一历史事实在西方主流二战叙事中逐渐被遮蔽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惯性、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合流交织为叙事闭环，为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提供可乘之机。其共同点在于忽视、降格、否认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人为地形成了蓄意割裂、充满悖论的二战史观，最终不可避免倒向历史虚无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惯性，在知识论上稀释了西方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贡献的认识。20世纪西方主流二战史研究大多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纳入中心叙事，并由此不自觉地固化了这种偏颇的二战史观。从英国学者A.J.P.泰勒、利德尔·哈特、约翰·基根，到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和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格哈德·温伯格，在其叙事策略中，中国战场要么是附属于太平洋战场的一隅，要么被隐没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翔实论述之中。这一史观不仅忽视了中国战场，也忽视了人民战争、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等关键问题，更忽视了自身研究这些问题的工具匮乏与范式失效。就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而言，如果要承认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性，几乎无异于承认其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和非普世性。

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对抗成为二战史观偏向的重要推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出于政治需要，将昔日敌人日本扶持为远东冷战桥头堡。其结果就是，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战争罪行被刻意淡化，作为反法西斯重要同盟国的中国的牺牲与贡献遭到“遗忘”。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右翼学者安东尼·库贝克极力放大美国经济上军事上的援助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的主体性与能动性。[18]这种由冷战思维支配的错误史观，把历史真相当作地缘政治的交易筹码，允许大国的现实利益凌驾于国际公理与历史正义之上，至今仍被一些美西方政客奉为圭臬。

西方中心主义惯性和冷战思维，默许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滋长。日本一些人解构、否认乃至篡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史实，其手段包括炮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慰安妇自愿论”，试图推翻如山铁证；在历史教科书中替换概念，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出大陆”，以此粉饰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否定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质，鼓噪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而非“正义的审判”，等等。这种错误史观“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12]，企图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招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了直接且现实的威胁。

(三)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敬畏历史、捍卫正义的责任担当

符合于历史研究第一性原理、承载着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文明责任的二战史观，才是正确二战史观。基于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的认知框架与价值体系，正确二战史观能够回答关于战争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在哪里揭开的、谁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哪些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正义力量如何携手夺取胜利、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何种法理与道义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文明浩劫的根源为何、如何继续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等等。坚持并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是敬畏历史、捍卫正义的必然选择。

在学理维度，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契合以全球史研究二战史的学术发展规律。从法国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推崇，到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西方史学界早已开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重构。而20世纪二战史的未竟之业，就是客观公正地检视非西方世界在这场文明浩劫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诸如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19]、英国学者安德鲁·布坎南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20]、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21]等史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界对于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认识转向，开始在二战历史的全景中恢复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应有位置。

在国际政治维度，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要求。“二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联合国。”[22]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建立在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彻底否定、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法理承认之上。作为率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的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毋庸置疑，任何淡化、矮化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的言行，都是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对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蓄意侵蚀。

在文明维度，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捍卫历史正义、担当道义责任的必然要求。铭记历史、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一。“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23]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始终秉持对历史负责的庄严态度，捍卫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对历史正义的敬畏与坚守，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回应着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懈追求，是二战史观在经过正反题之后到达合题的辨证发展。

三、讲好中国抗战故事是创新国际传播的应有之义

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向世界宣介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讲好中国抗战故事，需要弥合历史真实与国际认知的鸿沟。习近平强调，“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24]。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史学研究的策励，也为国际传播指明方向。如何创新话语、拓宽路径，让中国抗战故事为世界所听闻、所理解、所共鸣，是回应时代的和平关切、创新国际传播的应有之义。

(一)坚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基点旨归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纪念、研究和宣传。习近平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为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向世界宣介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提供了核心依据与根本遵循。

珍爱和平是讲述中国抗战故事的道义基点。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25]247。这一道义基点，决定了中国勇担大义、笃行大道，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与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讲好中国抗战故事，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阐明中国对维护战后和平秩序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担当，“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1]。

开创未来是讲好中国抗战故事的发展旨归。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26]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叙事，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相结合，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链接谱划中国的发展愿景。

(二)推动国家记忆向人类共同记忆的话语升华

如何有效突破国际传播中的现实壁垒，是讲好中国抗战故事的实践课题。因叙事语态的“内外温差”而产生的传播折扣，使得东方主战场重大贡献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不尽匹配。如果仅停留在自身的历史语境与情感频道中，中国抗战故事就难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收共情。因此，必须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家记忆，升华为能够全人类共享、共情、共鸣的共同记忆。

一方面，深度挖掘国家抗战记忆的世界性内核，在叙事层面实现从“事实陈述”到“价值彰显”的跨越。要讲述“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勠力同心抵御外侮，也要彰显古老文明捍卫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坚定决心；要讲述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要彰显一个民族的先锋队如何唤醒与组织最广大的人民；要讲述陕北公学、西南联大在烽火中的弦歌不辍，也要彰显人类对知识文明火种的薪火相传；要讲述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要彰显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对人类整体命运的责任与远见。

另一方面，主动融入人类和平记忆的全球性框架，在传播策略上实现从“融入”到“共构”的转变。一是共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叙事，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序幕、东方主战场和战略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牺牲与贡献是全球胜利重要一环。二是共构人类暴行与战争罪行的共同记忆，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实验等惨案作为法西斯反人类罪行的铁证，巩固人类良知与文明底线。三是共构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源头叙事，中国凭借巨大贡献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之一。

(三)开拓多元共振与数字赋能的实践新路

历史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既取决于内容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与传播载体的时代性。在信息过载、受众分化的全球舆论环境中，静态单向的传统传播模式的影响力与覆盖面都已达瓶颈。让中国抗战故事触达广泛国际受众，需要借助多元渠道扩大声量、运用丰富技术手段增强活力。

构建以学术界为引领、媒体界为放大器、民间交往为纽带的多元互补传播格局。一是深化国际学界的合作共振，通过举办学术研讨、共建数据库等方式，围绕东方主战场的研究议题生产学术共识，以严谨学理构建叙事基石。二是推动传媒界的协同共振，支持中外媒体机构、个人创作者合作拍摄影像纪录作品，用视听语言讲述历史故事。三是激活民间力量的情感共振，鼓励海内外华侨华人、国际友好人士后代等群体，通过“他者”视角讲述家族记忆与个体故事，进行更具亲和力的草根传播。

在人工智能时代推动全民参与、共同构建、持续生长的数字文化工程。一是呈现活化、可视化的历史数据，以可交互的动态地图、数据故事与信息图表，帮助受众直观理解东方主战场的宏大规模与战争进程。二是搭建高沉浸、高保真的数字孪生场景，对历史遗址与关键战场进行虚拟重建，让Z世代与α世代的互联网原住民从“读史”变为“入史”。三是培育年轻态、社群化的叙事生态，通过算法推荐与平台扶持，鼓励用户生产内容、专业生产内容、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协同演化，让中国抗战故事获得持续不断的数字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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