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具有多重价值。一是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二战历史，能够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整体把握战争全貌、深刻认识战争根源和性质，获得科学的二战史认知。二是推动在二战历史叙事上坚持文化主体性，既深刻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扬，也推进中国自主的二战史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三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昭示维护联合国权威、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破解时代课题、谋求世界和平安宁的条件和路径。

【关键词】反法西斯战争；正确二战史观；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杨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敏，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5.9.13～19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武汉大学)”(项目批准号：21SZJS42010486)。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认识上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所谓二战史观，是指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态度、解释、评价和反思，包括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对战争进程的认识、对反法西斯阵营各国贡献的评价、对战争深刻影响的分析以及对待和平的态度等。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对二战历史的研究和二战历史记忆的建构从未停止。受战后国际政治版图的变化、大国关系的演变、各国内部政治权力运作的需要、历史史料的运用与解读、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和建构呈现出多种面貌，由此确立的二战史观也具有多样性，二战历史已然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中有四种观点，即“忽视中国论”“西方中心论”“战争六年论”和“日本受害论”[1]颇有影响。二战史观不仅关涉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这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争，而且关涉如何对待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及其变化，也关涉参战国家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宣明对待二战历史的基本立场，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科学认识二战的基本成果，凸显了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重要价值。

一、彰显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二战历史的科学性

正确二战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和历史认识的方法论，分析二战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形成的认识成果。正确二战史观凸显了以下认识原则：

第一，尊重二战的历史事实。唯物史观强调，认识历史要从事实出发，“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历史事实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这些事件毫无关联的堆砌，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诸多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呈现的。因此，认识历史事实不仅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材料，而且还必须从整体上、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把握，通过科学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把握历史事件的全貌，否则就会沦为“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

相对于欧美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操控需要而构建的二战叙事，正确二战史观凸显了两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客观事实。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中国人民从1931年开始反抗日本法西斯，由此拉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斗争，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沉重代价，用鲜血和生命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权利、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参与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二是中国和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客观事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也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苏联是欧洲主战场，苏联红军和人民团结一致抗击德国法西斯，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1943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欧洲战场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了牺牲2700万人的惨重代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4]这些事实不能因战后世界政治版图发生变化、战败国与战胜国关系发生变化而改变。

第二，从整体上把握二战全貌。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一切民族国家都被卷入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人类传统的区域性交往及区域间的间隔都被打破，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成了普遍交往。普遍交往具有广泛的形式，战争就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由此也确立了一种分析方法，即在普遍的交往、联系中把握各国的关系，把握某个民族国家、某个重大事件对整个世界或其他国家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先后有61个国家参战，84个国家、地区和约20亿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80%以上)，死亡人数超过7000万。战争在欧洲战场、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展开，三个战场密切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不仅是因为德、日、意法西斯势力于1941年12月11日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就战后瓜分世界进行谈判，形成了相互配合的计划，而且是因为法西斯势力的猖狂侵略，使一度实行绥靖政策的英法，保持孤立主义并在战争前期与德、日、意进行贸易的美国改变政策，投入世界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强大合力。大量史料证明，三个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欧洲战场的胜利为太平洋战场提供了战略物资和情报支持，亚洲战场上中国的持久坚守，打破了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从而支持和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正是这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加速了法西斯势力的崩溃。所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叙述二战历史，从整体上把握三个战场的关系，能够真正把握战争全貌，避免片面性。如果人为地切割三个战场之间事实上的联系，否定中国战场的重要贡献、否定苏联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的重要贡献，就会导致“盲人摸象”的错误，也会抹杀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同仇敌忾、生死与共的历史记忆。

第三，科学认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冲突的产物，“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6]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是战争发生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特别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后，人类才能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7]“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对于不同的参战主体而言，战争性质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在战争中，人民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也表现出历史主体的重要作用，民心所向决定战争的走向和结局。

正确二战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考察二战的发生，不是以偶然性来解释，而是探究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将日本侵略中国、偷袭珍珠港，德国闪电袭击波兰、兵临莫斯科城下，意大利攻击希腊、埃及等行径，视为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视为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掠夺他国财富，向一战的获利者英、法、美等国发起挑战，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而采取的行动。战争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政治”，[9]而且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即被资本裹挟的极端民族主义走向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以致这些国家将恐怖统治、种族灭绝和民族奴役强加于世界。因此，就战争发动者的动机而言，二战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由于法西斯主义具有反共本质，同时也攻击民主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学说，三股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活动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祸害。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不愿亡国灭种的中国，还是崇尚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家，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战，为人类的和平与正义而战。因此，从这些参战方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二战是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

正确二战史观基于对战争根源与性质的辩证分析，反对混淆“加害者”与“受害者”。一段时间来，“日本受害论”通过片面渲染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掩盖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侵略暴行与战争罪行，将日本打扮为“受害者”。这不仅是对战争真相的扭曲，而且是对国际社会关于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共识的破坏。正确二战史观强调：“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10]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从来没有把那场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日本人民”。[11]因此，必须坚决反对颠倒历史事实、淡化日本战争罪责的言论。

可以说，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就是要遵循唯物史观考察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全局之中把握重点，在普遍联系中把握各个局部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对二战历史形成客观性、全面性和辩证性的认识。

二、在二战历史叙事上要坚持文化主体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凭借经济优势、技术优势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使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中、二战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各种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得到肯定、传播，包括系统解构、贬低欧洲战场苏联作战的贡献；片面认识中国战场的真实图景，将中国描绘为“依赖盟军拯救的失败国家”，基本否定中国战场的重大作用；凸显美国“救世主”角色，夸大美军诺曼底登陆的战略意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编织“南京大屠杀虚构论”，隐瞒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兜售“自卫战争论”“解放战争论”“日本受害论”等。上述种种二战史叙事通过文学作品、影视剧、教科书、网络游戏等得到传播。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全球信息流通加快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强势和文化霸权主义策略深刻影响了我国国内的思想状况，国际上关于二战叙事的种种偏见、谬错，催生了我国思想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抗日战争的“任性”评说，以致在我国舆论空间出现了各种贬低、淡化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夸大美军参战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意义、同情日本“战争受害者”身份等观点，也出现了恶搞中国军民抗战的影视作品。这些观点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于二战、抗日战争的国家记忆，也制约着民族自信、爱国主义精神的确立。

因此，在当代中国如何研究、认识和叙述二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建构二战史的国家记忆，既是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坚持、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对二战以及二战中中国战场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在研究数量、研究深度、研究广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初步构建了二战历史的中国叙事体系，为中国共产党阐述正确二战史观提供了学理依据。但要看到，“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12]当前，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就要坚持文化主体性，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制造的认知框架，破除“东方从属西方”的文化心理，在二战历史的认识、研究上完成以下任务：

其一，深刻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多民族交流交往中确立了能够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并以多样态的文明成果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主体性一度遭遇西方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侵蚀等带来的巨大危机，膜拜西方文明、自认“中国万事不如人”的观点颇有市场。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否定，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解构，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对人类文明发展价值追求的阐释，引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和重塑，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经过马克思主义激活、提升的文化主体性得到高扬。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道路，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辩证对待人类文明成果，明确了中国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新的方向。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推动革命文艺创作向着本土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注重凸显民族精神和民族形式；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斗争、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坚持斗争的信心；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中孕育了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3]同时，中国人民拓展了国际视野，形成了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世界情怀。可以说，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与这种崭新的文化主体性的发扬是分不开的。因此，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就要从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抗战的实际出发，把握文化主体性在战争硝烟中的砥砺和升华，认识坚持文化主体性在维护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中的重大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其二，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二战史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政治意识上，都呼唤更为扎实的二战史研究，也将推动中国的二战史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自主构建具有原创性的二战史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更加注重全球史观，对二战历史的研究从偏重西方大国转向全球叙事，由此必然带来对中国战场的认知趋向客观。比如，英国军事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提出，中国战场是日本最终失败的关键；美国学者安德鲁·N.布坎南明确提出，“二战始于1931年”，将中国抗战作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14]中国二战史研究者要积极参与二战史全球叙事建构的进程。要打破语言壁垒、汇聚全球证据资源，深入挖掘和整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珍贵史料，包括地方志、战时日记、报道、档案、战后回忆录、幸存者证词记录、见证者口述材料、影像资料、实物遗存、文物等，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增强中国二战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关注战争中各国人民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发挥的历史主动精神，展现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英勇、坚韧与智慧，彰显人类在面对邪恶时的坚定信念和团结力量；以更加丰富的史料阐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内在联系、东方战场与欧洲战场的关系、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抗日战争中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关系等，正确评价二战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党派和关键人物；加强二战的专题史、国别史、口述史、地区史研究，注重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和交流。总之，中国二战史研究要实现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相结合，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建构全面、立体、多维的二战史学体系，由此体现文化主体性。

其三，进一步清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对大众的历史认知进行积极引领。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未偃旗息鼓，而是以“软性”姿态，深嵌于文化消费主义的产品中，搭载在泛娱乐化的恶搞、戏说、“玩梗”中。比如，通过以二战为背景的短视频、网络游戏、“历史秘闻”、名人故事等，历史虚无主义在二战历史上的基本观点得到表达，继续影响人们的历史认知。要用正确二战史观引导、塑造大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进一步清理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在国际上，要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回应那些企图淡化法西斯罪行、美化侵略战争、模糊历史真相、篡改战争起因和结果等言论，明确反对将二战历史叙事工具化、为霸权主义服务的错误做法。同时，基于全球史叙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多样化的网络平台，构建涵盖国际学术研讨、文化交流、媒体合作、艺术创作等多种渠道的二战历史传播体系，采用贴近受众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围绕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亚洲受害国苦难、二战胜利成果、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等重要议题，传播二战历史真相，推进中国声音的全球表达，讲好中国抗战故事，传递和平理念，增进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共识，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内，要继续加强对大众的历史教育。一是推动二战历史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主题班会、历史知识竞赛、历史剧表演、参观纪念场馆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历史学习氛围，让学生深化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形成正确辨识网络信息尤其是网络游戏中隐含的信息、价值观的能力。二是充分利用中国自主的二战史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理论上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推进我国自主、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众化传播，通过将这些成果通俗化、文艺化的呈现，引导大众建构关于二战历史的科学认知，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三是加强对文艺出版物、影视剧和网络游戏的监管，对隐藏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作品进行有效管控。

二、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全人类解放的崇高价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正确二战史观，高规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是为了延续历史仇恨、煽动民族对立、制造文化冲突，也不仅是因为二战史观关涉对中国抗战历史的认识、评说，更是因为二战史观关涉战后国际秩序、关涉当前和未来如何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正是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直接体现。

其一，维护联合国权威，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开启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中浴血奋战所赢得的尊重和权利，是历史赋予的国际地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依据，以国际法律文件、国际会议和国际法庭审判结果为法理基础，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理念建立起来的。这一秩序虽然不够完善，在执行和效率上还存在种种不足，但集中体现了二战胜利成果，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战后80年的时间里，有力维护了世界较长时间的整体和平，促进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长足进步。承认和尊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与承认并尊重二战的历史事实及其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西方大国坚持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将一己之利凌驾于国际公利之上，以自定规则取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面临巨大冲击。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坚持正确二战史观，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一边，应对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种种挑战，维护和巩固二战胜利成果。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用单边主义、“例外主义”等架空联合国的权威性。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尊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对日本领土的规定，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反对以“旧金山合约”取代《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反对质疑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的合法性，捍卫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的合法权利与历史正义。二是坚持在安理会框架下，通过完善对话机制，加强对话协商，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大局。三是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使所有国家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

其二，努力破解时代课题，谋求世界和平安宁。80年前，世界从战火硝烟中艰难走出，迎来和平曙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捍卫了人类的尊严与自由，既证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也证明和平、正义、自由来之不易，需要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人们团结协作、不懈斗争。在中国战场，苏联2000多名飞行员组成的援华志愿飞行队在武汉上空与日军鏖战，美国“飞虎队”冒险穿越“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白求恩、柯棣华等深入中国抗战前线为受伤战士治疗，贝熙叶医生开辟运输医疗药品的自行车线路，拯救八路军战士生命，斯诺、史沫特莱、林迈可、汉斯·希伯等记者深入前线报道中国战事，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作战，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15]

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当前，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维护多边主义，还是任由单边主义蔓延，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还是回到血腥的丛林法则，这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人类向何处去，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方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历史智慧、“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兼相爱，交相利”的共赢思维等，结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助力破解时代课题。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破解时代课题的鲜明立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了抗日战争血雨腥风的考验，牢记二战的深刻教训，深刻理解“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16]始终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中国共产党不仅作出“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7]的庄严承诺，而且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依靠海外殖民掠夺、侵略战争来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等弊端，将中国式现代化之成果转化为世界发展之机遇，坚持胸怀天下，实现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愿景。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为捍卫历史正义、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为维护人类和平而奋斗。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蕴含破解时代课题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谋求人类美好的前景必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也深知“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18]正确二战史观呈现了80年前人类面对生死存亡时的命运与共，也包含着对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赢、正义必将胜利的深刻体认。以正确二战史观牵引、增进历史共识，无疑能为形成价值共识提供重要支撑，以史为鉴、共创未来，为破解时代课题创造条件。为此，中国共产党推动反法西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在挖掘和研究二战历史相关的罪行证据和史料方面进行交流与共享，联合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搜索烈士、失踪人员、受害者遗骸、战争遗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开展合作，通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呼吁加强历史教育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推动设立国际二战历史研究基金，建设中俄等二战受影响国家纪念馆，启动跨国历史科研项目、艺术项目、数字遗产保护工程等，共同编纂多语种二战史教材，利用数字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共建集体记忆共享体系，增进全球民众对和平的珍视与维护。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指向破解时代课题的现实路径。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秉持反对侵略、维护和平、追求正义的价值信念，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尊重客观事实，肯定国际社会跨越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侵略的壮举，彰显多边合作在面对全球性威胁时无与伦比的力量。正确二战史观从历史经验中明示破解时代课题的方案，即面对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持续加重，各国人民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以多边合作凝聚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维护国际秩序和公平正义。这个方案不是强权博弈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的觉醒，是对人类社会有序运行、共同发展必然要求的领悟。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实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多国创立国际调解院，以弥补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都是对正确二战史观的坚持和践行，是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维护公平正义、化解危机风险而不断开拓的现实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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