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高校思政课体系中的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根基，深刻体现着部分与整体、真理和价值、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讲好“原理”课，有助于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当前，“原理”课的讲授仍存在“重板块轻整体”“重知识轻信仰”“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导致教学割裂化、工具化和抽象化。对此，讲好“原理”课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实现从板块教学到整体教学、从知识教学到信仰教学、从枯燥理论教学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三个转变”，不断提升“原理”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

【作者简介】蒋永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5.8.110～1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4VRC097)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是传播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主渠道，是整个高校思政课体系中的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课的内容既具有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也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根基，深刻体现着部分与整体、真理和价值、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然而，当前“原理”课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重板块轻整体、重知识轻信仰、重理论轻实践等共性问题，导致教学割裂化、工具化和抽象化。对此，需要着力推动“三个转变”，即从板块教学到整体教学转变、从知识教学到信仰教学转变、从枯燥理论教学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转变，提升“原理”课教学质量。

一、实现“原理”课从板块教学到整体教学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原理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两篇经典文献中都有过阐述，后来苏联教科书也按“三个组成部分”逻辑进行内容设定和编写。也正是因为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中按照哲学、政治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划分的观点迄今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但需要看到，仅仅按照“三大板块”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文献标题的简单照搬，既不符合经典作家本意，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和简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三个组成部分”并非是注重内容划分，相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的科学、严整的体系，在理论上有利于回击种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实践上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回到经典作家思想本身，可以看出他们十分注重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在评价和总结自己的理论体系时，着重强调了他的研究工作是“总的结果”和“艺术的整体”；[1]恩格斯也专门强调“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2]列宁更是用“一整块钢”“完整的世界观”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并专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785

目前“原理”课教学中仍存在哲学、政治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相互独立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偏好”讲、“割裂”讲、“拼盘”讲三种情况。例如部分“原理”课教师根据个人“偏好”，将课程其中一部分作为“重头戏”，而对其他部分则简略带过，甚至存在不讲的情况；或者将哲学、政治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刻意做板块式划分，相互割裂，各自为营，甚至按照“三分结构”讲出三种“风格”；或者将课程各个部分相互“拼盘”，简略性、碎片化地“拼凑”教学内容，没有将课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我们应当重视，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前提；脱离政治经济讲，就难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重要原理，也难以讲清楚社会主义价值优越性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脱离科学社会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就会失去理论归宿和实践检验。在“原理”课教学中，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它丧失自己的原有性质，影响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

树立“原理”课整体性教学思维，首先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内容结构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内容以哲学、政治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体，包含了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若干方面，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4]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由各个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科学理论体系，“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3]221“原理”课的教学就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结构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是随着实践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丰富、发展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5]因此，“原理”课教学也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整体性，在教学中要致力于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抓住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价值旨归。

其次，要深刻理解课程内容的内在一致性和价值连贯性，促进各个部分的教学相互支撑、相互印证、有机相融。以政治经济部分为例，结合辩证法的思想，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理解商品、劳动、资本运动等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着眼于“两个必然”，才能进一步明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归宿和实践检验。如果就政治经济讲政治经济，可能导致既“无头”也“无尾”。进言之，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看，哲学部分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是以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运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经济事实所得出的结论，验证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规律和实践样态，并着眼于政治经济批判，揭示了新制度形态中的价值优越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与它对社会历史、经济事实的分析以及与它的全部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相互贯通的，在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二、实现“原理”课从知识教学到信仰教学的转变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其中第二条是“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6]这引出了“原理”课教学中需要注重的一个基本命题——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一般而言，任何一门课程或教育活动都包含着特定的知识，但知识教育也离不开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相较于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信仰教育更侧重于对教育教学本质规律的探索，即知识教育是前提和基础，信仰教育则表征动力和方向。与其他思政课一样，“原理”课教学包含着知识性的内容和形态，以理论性知识、历史性知识、事实性知识等为支撑，形成“原理”课的科学性、专业性和系统性。但与其他思政课不同的是，“原理”课首先是一门主干思政课，思政课地位和性质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其功能和要求是引导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通过知识载体来完成价值观的引导和信仰的确立。因此对“原理”课教学而言，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在教学中关注到知识点背后的价值意涵，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这也是“原理”课教学中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知识性体现课程的客观尺度和规律，价值性体现课程的主体要求和最终目的。

当前，“原理”课教学中仍然存在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的实践偏颇问题。主要表现为脱离价值导向，将“原理”课纯粹作为知识讲授，存在“实用主义”“价值中立”“应试导向”三种情况。具体而言，一些教师在以“有用性”“技能型”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作用下，仅满足于对“原理”课抽象知识的结构化、系统化讲解，而忽略了价值引导对学生成长成才的长远作用；也有部分教师标榜所谓的“价值中立”，尤其是当前思政课教师队伍学科结构较为复杂，一些教师往往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将“原理”课当成哲学、经济、历史学等的专业知识传授，陶醉于单纯的知识结构剖析和理论演绎，忽略了课程的意识形态本质属性；还有个别教师以考试为“指挥棒”，让学生死记硬背，认为“原理”课是应试教育，任课教师只负责教给学生应试知识和技能，其他的管不了也不想管，结果把“活”原理讲成了“死”知识，课堂充满了深奥的“理论”，却没有为学生树立起远大理想和科学信仰。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分课堂脱离“原理”课的知识体系，一味地进行价值观的说教。这种方式将教学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将“原理”课等同于政治宣传，未能将价值观引导建立在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基础上，导致课堂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基于此，推动“原理”课教学从知识教学到信仰教学的转变，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厘清知识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内在关系，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的内在关系，实现“原理”课由知识教学向信仰教学转变，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即“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强调思政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视知识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当然，在思政课教学中也不能只强调知识性，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让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而不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学生有兴趣才会记忆，这种记忆是牢靠的，没有兴趣死记硬背就是死知识。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7]18-19

二是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将“原理”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习近平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8]任何一门思政课都要讲道理，“原理”课的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大道理”。要讲深、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要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着力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也就是说，信仰式教学并不是空洞的价值观说教，而是在科学的知识支撑下，着力运用原理知识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9]中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共产主义信仰有机贯通；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对抗性矛盾，阐明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阐明共产主义信仰中现实性和未来性、实然和应然的内在统一，揭示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人类解放、人民幸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原理”课的信仰式教学就是要改变“就知识讲知识”的教学思维误区，以原理知识体系为支撑，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原理”课知识点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

三是要将“经师”和“人师”相结合，让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就是说精通专业知识的“经师”易求，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人师”很难得。“原理”课作为一门主干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7]9即解决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因此对于“原理”课教师而言，既要精于“授业”和“解惑”，更要将“传道”放在首位，做“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习近平提出的思政课教师“六要”素养，第一条就是政治要强，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教师在信仰教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自己明道、信道，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原理”课才能讲得有底气，才能讲深讲透，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三、实现“原理”课从单纯理论教学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哲学革命和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是以实践性为逻辑起点，揭穿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虚幻本质，认为只要描绘出人的实践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0]153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他曾专门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1]815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12]

在“原理”课教学中，仍有一些教师认为，“原理”课是一门更加偏重“理论”的思政课，经常出现“为讲理论而讲理论”“为讲原理而讲原理”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抽象演绎、自我陶醉”式的教学。老师台上理论推演神采飞扬，学生台下昏昏欲睡。这种与实践相脱节的抽象理论讲解方式，将“原理”课教学变成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范畴到范畴的“学理演绎”，囿于概念和词语的自我推演，深陷学理主义思维窠臼。这种教学方式使“原理”沦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象——“无人身的理性”，其“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10]218-219其二是“照本宣科、无的放矢”式的教学。“原理”课教材在历次修订中变动幅度相对小，且有些老师认为“原理”课主要是讲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事情，因此在上课过程中就存在部分老师“吃老本”的现象，“十人讲一稿、一稿讲十年”，老调来回弹，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缺乏新的观点和见解。此外，“原理”课通常采用大班授课方式，个别教师就将课堂当成流水线生产，以“怕出错”为借口，认为只要严格按照流程走，严格按照教材和统编课件，将课程内容“原汁原味”地翻译给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就行。念PPT、读教材、读文件的现象屡见不鲜，课堂变成老师空唱“独角戏”，授课方式变成了大水漫灌、填鸭式的机械灌输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曾讲的“无的放矢”——要么“乱放一通”，要么“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11]819-820总体而言，由于“原理”课教学脱离实践的丰富素养而造成的抽象与空洞，加之教学中存在的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材知识说教，“原理”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割断实践，割裂历史。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明确阐述如何成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1]814对“原理”课教师而言，不仅要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更要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原理”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当只是抽象的概念，还要有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能力，将讲好“原理”课当成一项有情怀、有担当、有创造性的事业，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从教学内容来看，着力改变“原理”课枯燥理论式的说教，需要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点，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余年发展历史中讲清楚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从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重重困难和冲突中讲清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3]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尤其是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鲜活案例来感染和启迪学生。总之，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维度上，“原理”课才能越讲越好、常讲常新。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魏泳安副教授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4.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0-331.

[7]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8]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31.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