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由沉沦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深刻影响。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推动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激发了民主进步的潮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促进了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宋俭，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奕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5.9.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政课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历程及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4VSZ163)。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1]成为近代中国由沉沦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本文拟就抗日战争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谈几点认识。

一、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国人民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开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正如时人所指出的：“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想开始灭亡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和民族意识，便跃入了急速发展与形成的过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加紧，这种过程便加速的进行着。”[2]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唤起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是唤起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契机。中共中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3]因此，中央要求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十倍的开展反帝反日的群众工作”。[4]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下，广大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被唤醒，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全面觉醒，才能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5]这一宣言得到了全国爱国力量的广泛响应，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最终形成。193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发表《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对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唤起中国人民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初衷做了这样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与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他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6]

抗日战争时期空前觉醒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核心是国家存亡危机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1938年9月创刊的《国民公论》在创刊词中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7]抗日战争这一“大熔炉”使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空前加强。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8]中国共产党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9]这一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同，并以各种形式宣誓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1938年6月，由蒙、藏、回等族代表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告抗战将士书》中指出：“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共同担负救国建国之神圣责任。”[10]1939年6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劳军代表团在《敬告抗战将士书》中指出：“中华民国，系五大民族构成……我国内各族同胞，均一体明白中华民族系不可分离的整体，同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早已注定了同生同死共存共荣的命运。”[11]西南地区的苗、瑶、土家等少数民族代表也纷纷发表文章或宣言，表达“同是中华民族，同建中华民国”的共同信念和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突出体现为全体中华儿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御侮精神。“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2]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态。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13]这个“全国大团结”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空前地组织起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毛泽东自信地预言：“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14]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激发了民族精神的高扬，使曾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突出体现为广大爱国军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1937年9月19日的汉口《大公报》刊载《感谢卫国军人》一文，其中写道：“中国军人近年来确立了新道德，新人生观，并不是愁眉苦脸的去做牺牲，而是欢欣鼓舞的去尽责任。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所以实际上，这种死，并非个体的消灭，而是精神的永生。”[15]这种“新道德”“新人生观”就是中国军人觉醒的民族国家意识。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高度评价不分党派的中国军民的伟大牺牲精神：“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16]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举洗刷了近代以来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而有力地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7]

民族国家意识的空前觉醒是中国人民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持久抗战，最终以弱胜强，取得完全胜利的强大动力。伟大抗战精神正是在民族国家意识空前觉醒的基础上孕育、涵养的，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抗日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始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以工商实业作为经济发展新方向，“促成中国国家社会及文化的转型，而‘新中国’亦由此诞生”。[18]但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十分艰难，先是北洋军阀的混战和黑暗统治，继而是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和独裁统治，接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内忧外患，严重阻碍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使国人认识到加快建设现代国家的紧迫性：“须知今后中国……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19]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发起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心问题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路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20]讨论中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建设现代国家，二是主张采取个人主义即私人资本主义建设现代国家，三是主张采取节制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建设现代国家。这场讨论还延伸到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发展道路之辩。“以工立国派”认为：“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21]“以农立国派”提出：“我们的目的可以是振兴中国的工业，却要紧的，眼前用力须在农业。”[22]“农工并重派”则认为：“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始有远大的前途可言。”[23]知识界这场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几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反映了民族危机背景下国人对于建设现代国家的渴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现代国家建设问题更为迫切。国民党打出“抗战建国”的旗号，宣称“抗战致胜是救中国的治标法门，建国成功是救中国的治本法门……我们今日要解答这个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绝续的中心问题，必须把握着这治标治本双管齐下同时并进的方针”。[24]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以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25]宣称要建立一个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现代民族国家”，[26]并采取了一些开放民主、改善民生、扩大战时生产的具体措施。但是，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终是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道路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有限的进步措施及《抗战建国纲领》提出的政策大多没能延续下来。1943年3月，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背离了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代表着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国家建设的正确方向。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行动纲领。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共产党指出：“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他。在抗战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今天认真的实施这个纲领，那这个纲领明天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充实与修正，而更急进的更高的纲领的提出，仍然是可能的。”[2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战建国”有着“更高的”要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8]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纲领，也在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和局部执政条件下建设现代国家的区域性实验，“陕甘宁的经验，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30]在那里“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31]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发展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致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2]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和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第三种”国家模式——新民主主义国家，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33]

三、抗日战争推动了民主进步潮流的“猛进”

1916年9月，孙中山在钱塘江观潮时为海宁县立乙种商科职业学校题字“猛进如潮”，寓意当以潮水之势奋勇进取，因时值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其深层的意蕴是民主进步是势不可挡的潮流。回到上海后，他又亲笔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名言。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制主义盛行，民主政治举步维艰，一直未出现孙中山期望的“浩浩荡荡”“猛进如潮”的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实践相互呼应激荡，出现了民主进步潮流“猛进”的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爱国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一定程度开放了民主，《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要“为宪法实施之准备”，[34]国民参政会的建立，为爱国民主力量表达民主宪政诉求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平台，一度让中间党派人士对于实现民主宪政充满期待，认为“这是由一党专政进到多党并存合作的表现”，“可以说是中国完成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显现了民主的曙光”。[35]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改弦更张”，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加大对中共、中间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压制。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发挥了引领作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纪念两周年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破坏团结、限制民主的倒退行为发出警示，得到国统区爱国民主力量的响应。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中间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等提案，在会上形成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的声浪。会议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并成立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以此为标志，第一次宪政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民主宪政运动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193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发出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指示。1940年2月，延安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36]在民主宪政运动的巨大声浪和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接受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决议，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准备真正实施宪政，在1940年4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宪政期成会历时数月讨论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被国民党以“袭取欧西之议会政治，与总理遗教完全不合”[37]为由否决，9月，国民党以交通不便为由，宣布原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日期另定”。至此，热闹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告一段落，时人称之为“苦命的民主宪政运动”。[38]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目的，并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而一度陷于沉寂。但是，在这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国统区的中间党派和民主力量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的中间党派参政员和部分无党派参政员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宣称民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39]它提出的“对时局主张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口号基本一致。因而，民盟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民民主的主要同盟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联合。1943年9月，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承诺“筹备国民大会及开始实施宪政”。[40]民盟迅速反应，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散发他写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小册子，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引起强烈反响，标志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了许多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加入，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也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使国统区爱国民主力量进一步发展。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是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许多团体组织纷纷发表宣言，重庆、昆明等地举行群众集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由此走向高涨，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时期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虽然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而未能促成民主宪政的实现，但它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使民主宪政的观念在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国统区形成了“猛进”的民主进步潮流。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在国统区是人民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成为现实，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模范实验区。陕甘宁边区1937年就民主选举了各级政府，1939年2月正式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开创了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并决定施政方针的先河”。[4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都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制度。为了保证每一个选民都能行使选举权利，各根据地创造了“投豆法”“画圈法”“背箱法”“烙票法”等切实可行的方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1941年、1945年进行了三次普选，参选率分别为70%、80%、82.5%。各根据地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保证政权中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三分之二的分子确实有职有权。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有饭大家吃”，他说：“既然是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42]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阐述了共产党在民主政府中同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原则：“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43]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各根据地都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法令，主要包括：保障抗日人民之居住行动自由权，保障人民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财产买卖自由权等。“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44]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千百年来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工农大众实现了当家作主，并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四、抗日战争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45]因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推进了国家统一，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强占的东三省和热河光复，半个世纪以前以《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此外，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强占的“国中之国”租界也全部收归中国。至此，中国基本上实现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抗日战争胜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的日军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以巨大牺牲牵制了日军的主要兵力。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日军总兵力的80%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夹击苏联的计划，使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对抗德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仍有60%以上的陆军和相当比例的海军力量用于中国战场，减轻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不仅成功阻止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也为盟军在亚洲战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世界各国尊重。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不可争辩的事实。”[46]罗斯福派去中国考察抗战情况的行政助理居里直言：“倘使没有中国自1937年以来的抗战，我们的处境将成怎样一个情形？日本整个陆军、商轮以及海军，甚至资源，如果不受什么牵制，得以自由行动倾其全力，积极支援以建设‘世界新秩序’为目的的轴心同盟，我国与英国将遭受怎样的情势？”[47]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48]还要特别指出，中国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的演说中就提出“世界的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49]苏德战争爆发次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50]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主动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战略协调，促成了以美、英、苏、中为主体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抗日战争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近代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在国际组织中得不到丝毫尊重。巴黎和会上的屈辱，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日本野蛮强盗行径的绥靖政策，是“弱国无外交”留在中国人民心头恒久的痛。抗日战争使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反法西斯侵略《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正式以大国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的开端。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新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辛丑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之后，其他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如挪威、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也相继宣布放弃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在华驻军权等在内的诸多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中国的主权独立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中四国在莫斯科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提出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并决定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3年11月，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1944年8月和10月，中国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法、苏五国共同发起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大国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抗战和巨大牺牲，才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大国地位的确立，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五、抗日战争促进了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成长和成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51]抗日战争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刻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党员队伍由全面抗战前的3万多人发展到121万人，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几乎遍及全国，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和执行有力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保证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代表着中国最光明、最进步的力量。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5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这个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初步形成，经过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锤炼，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53]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形成。二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54]从此，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成为中华民族主心骨和领导力量。一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整个中华民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磅礴伟力，这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发展，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发展，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并坚决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提振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推动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三是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四大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力量，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战争的前线，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探索建设现代国家的正确道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并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使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不仅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而且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典范，为建立新中国积累了经验。五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重塑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熟，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衷心拥护。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因为成立的时间不长，活动的区域和空间有限，其影响还局限于革命根据地和党影响的进步民众中，在全国民众特别是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并不大。由于国民党的故意抹黑和污名化，甚至还有不少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存在误解和偏见。但是，通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大公无私、英勇无畏的行为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民众。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广大民众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通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府的政策、通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模范行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先进政党，进而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从1943年起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流行进而流传到全国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民歌，就能看到广大工农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爱戴和热诚拥护：“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后改为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抗日战争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谈到，他过去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1940年访问延安后，所见所闻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以民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也是在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中建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并最终赢得了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壮举，“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55]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极为深刻。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推动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激发了民主进步的潮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而最深刻的影响是，经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的锤炼，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时期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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