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提出的重要原创性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揭示我国基本国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新时代”重大判断反映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指明我国基本国情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新课题，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进程中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赋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内涵和新特点。在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实现宏伟目标，紧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上有新举措，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高继文(1964-)，男（汉），山东莘县人，法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原文出处】《理论与改革》（成都），2020.4.74～ 83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BXSXJ09，主持人：高继文）、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之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项目编号：18AWTJ19，主持人：高继文）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正确判断我国基本国情，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指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同时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变，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新时代”重大政治判断蕴含一系列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总依据，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因此，在新时代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与“不变”，把握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需要有新时代眼光和内涵，并要以新观点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和历史时段等问题的理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提出的重要原创性科学论断。两者提出的背景、原因、所回应的历史课题不同，但都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方位的理论概括，都对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深远意义。并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从确立前一个理论到作出后一个判断，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基本国情发生显著变化，党对“初级阶段”的认识有新的深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汲取历史上超越阶段搞建设、犯“左”的错误的教训，根据当时我国国情，适应改革开放需要提出的，目的是充分认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立足本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差、底子薄，在建设中曾出现严重挫折，到改革开放初还没有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几十年。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完成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完成的现代化任务，逐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据此认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他酝酿、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即用10年时间解决温饱，然后用10年时间达到小康社会，再用30至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含义、特征、时限、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路线政策作出系统阐发，并正式提出“三步走”战略。大会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2]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初级阶段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提出党的基本纲领等新思想。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标识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从这个重要层面概括我国相当长时期的基本国情，也可以说是概括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方位。

明确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江泽民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3]这意味着我们将我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论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初步认清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方位，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有了根本依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方位、宽领域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等一系列新思想、新政策，都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发展要求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表现和延伸。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国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快速发展，实现了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因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同时应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基本国情不断变化，我们对“初级阶段”的认识愈益深入。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就蕴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三个具体阶段的思想。由于我国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战略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第三步战略又划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新的“三步走”战略，相应提出了每一步的目标和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 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标志着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任务具有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党的十六大报告还首次提出“党的历史方位”这一概念，指出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新变化，从原来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到现在为长期执政而奋斗、从原来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到现在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由此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报告强调：“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5]这段话既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为后来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方位发生新变化打下了基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6]报告概括了这些阶段性特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领域的表现，指出这些阶段性特征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7]为应对这些阶段性变化，党中央继续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可见，在上述不同阶段，党中央一方面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方面不断研究基本国情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新的建设思想和改革对策，将长远目标和现实任务相结合。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基本要求，并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摆在全党面前，指明了我们事业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8]“新的历史特点”就是指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但大会再次重申，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重要判断。“新常态”就是从经济方面概括的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征。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加快，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思想、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这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历史性变革，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和意义，新时代的内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和目标任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

本方略，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大适时提出“新时代”重大政治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党的理论不断深化、创新的结果，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作出“新时代”重大政治判断，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不是通常所指社会形态意义上大的历史时段，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进程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方位。这个阶段明显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阶段，也明显不同于21世纪初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而是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有的学者指出，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欠发展”时期和“发展起来”时期，新时代是“发展起来”时期，此前阶段是“欠发展”时期。[10]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使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应辩证认识新时代和初级阶段的关系，既不要否认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事实，也不要因为进入新时代就改变对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这样才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实任务的有机统一，也符合事物量变质变发展规律。

“新时代”重大政治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论基础，蕴含一系列深刻理论创新。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化、具体化，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行动指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大觉醒，指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起来。提出“新时代”重大判断，是党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又一次大觉醒，将引导我国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富强，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把握时代、尊重历史规律、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品格和自觉自信。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基本问题，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和终止时限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依据是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精神，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虽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由于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内外条件、目标和任务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初级阶段”具有了新内涵和更加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对此，我们党适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新时代一直持续到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既取得重大成就、有良好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需要解决新矛盾和新课题的关键阶段。我们应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这些方面的“实际”，找准前进的新起点，并进一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第一，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由富到强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11]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0元，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预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人均达到4000美元。[12]后来的发展成就大大突破了这个预想。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人民生活在先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之后，将要全面实现小康，朝着美好生活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认同，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明显增强，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各项制度趋于定型，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能力有新突破，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环境有重大转变。这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发展方式陈旧、质量效益不高、可持续性不强、民生短板明显等情况依然存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众多。这些因素又严重制约经济的科学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还有待健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面临一些风险和考验。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这是当前我国国情的基本点，是国家和民族富了起来但还不强盛的表现，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新的出发点。

第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显著转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牢牢坚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观点，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这个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了全局性指导作用。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社会生产力有了大的提高，人民生活需要层次更高、更加多样化，社会主要矛盾逐渐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这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全新认识，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从生产来看，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20多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若干科技领域领先世界水平，“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现阶段社会生产的突出特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人民需要来看，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但有了更高要求，比如由原来求温饱到现在求环保、由原来求生存到现在求健康、由原来承认收入差别到现在求共享改革成果等，并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现在人民已经在追求美好生活，我们还以“物质文化需要”来概括人民的需要便不再属实。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据，也是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变化的重要表现。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作出“新时代”重大判断，是党在理论认识上的创新。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了鲜明时代特征和内涵，进入新的发展期，即质量水平提高期、实现现代化的酝酿过渡期。[14]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主要矛盾是标志社会发展性质和阶段的重要方面，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则推动社会制度完善和更好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是众多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并存、错综复杂的主要原因，隐藏着社会不安定因素。解决这个新的矛盾，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不仅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还要健全和完善我国民主法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人民权利，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

第三，新时代我国发展有了新的战略目标，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一直鼓励着党和人民为未来宏伟目标奋斗。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国家发展步伐加快，我国取得的成就超过原来的预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不断在奋斗目标和工作部署上丰富发展“三步走”战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确定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的奋斗进程和目标作出战略安排，这就是：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这是最新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关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时间段和战略部署都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的两个“三步走”战略有新的发展。比如，原来设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将实现这个目标提前到2035年，而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则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发展的规模、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方面，现在的实际发展远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在现代化目标方面，提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比原来的目标更加发达、文明、进步，内涵更加丰富。[16]而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展现更加全新的面貌。

第四，新时代中国发展处于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关键期，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将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国国情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地看，旧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中华民族被歧视和遏制，改革开放初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要赶上时代”。［17]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华民族豪迈地站立于世界，信心满怀地走向实现伟大复兴、引领时代。“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18]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重大转变。“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9]这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和人类前途的大事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自信地说，实现了“三步走”战略，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还能给世界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出路。在新时代，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进一步扩大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的示范性，将得到世界上更多的认同和称赞。[20]

以上几点是新时代中国国情的新特点，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和条件的深刻变化。我们应着眼新时代，把握这些新特点和新变化，结合新时代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经验，使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党的十九大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1]这就要求我们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我国基本国情变化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实现宏伟目标，紧扣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新课题，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推动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大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优势。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2]他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在治国理政的各环节、各领域。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为此，要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四个伟大”为统领，以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为灵魂，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建设为首要，以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为抓手，继续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先进、更加坚强有力。在一切工作中，要切实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特别要按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一系列领导制度，使党的领导、执政和党的建设落到实处，以党的领导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深刻指明了新时代党执政和我国发展的本质要求。它抓住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顺应了人民的新向往。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3]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十四个坚持”的党的基本方略，就包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4]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25]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认识到位、了解民情民意，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贯彻到党的全部活动中，真抓实干，接受历史和人民检验；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以民主建设保障民生改善，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生存发展需要，更好维护人民权益；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评价标准，把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终目标。

第三，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在新时代，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表现。党的十九大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6]新发展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各项事业开拓、发展的行动指南。它进一步解答了发展的内涵、动力、布局、条件和目的等问题，适应了我国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时代要求，对党和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在经济建设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抓好创新驱动，完善发展布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构建科学的民生建设体制。当前特别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问题，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激发新的发展动力活力，使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建设是国家的根本建设，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保障。早在1980年，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7]他创造性提出通过改革各项具体制度和体制，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此，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新时期。1992年，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8]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我们党一直坚持到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并对制度建设和改革提出明确要求，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就是通过逐步完善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健全各领域、各环节体制机制，为我国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注入了强大生机活力。但是，现在和将来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一些关键环节和领域的制度不完善带来的矛盾严重妨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制度建设的根本途径，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这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水平提升的一个显著标志，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半程”的战略高度，论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29]经过几年努力推进，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定，国家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部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和系统安排，体现出党中央既坚定我国制度自信又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全会精神与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贯彻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点工作。这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严格按照全会提出的目标要求、路线图和时间表，围绕使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继续着力健全、完善和执行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更充分地发挥制度的约束、激励、监督和保障作用，如期实现我国国家制度定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更加充分展现。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将拉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序幕，国家和社会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我们要及时研究形势变化带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1][12][17][2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225，242，372．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2.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

[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12．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7．

[6][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11.

[9][13][15][16][21][24][25][26]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9,22-23,23,10,17,18,17.

[10]韩庆祥．强国时代[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8:51．

[11][1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11-12．

[14][20]颜晓峰．重大时代课题与科学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9，28.

[1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

[2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3．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29]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