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要求和难点问题。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下，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需要回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诠释；从现实逻辑来看，需要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道路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现实境遇；从理论逻辑来看，需要厘清国家建构思想和国家认同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统一；逻辑

【作者简介】许瑞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张志恒，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20.3.36～ 4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爱国主义保障的法律体系研究”[18VHJ004]阶段性成果。

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既是基本要求，也是难点问题。爱国主义，是人们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归属与热爱的情感表达。爱社会主义，是人们以坚定的信心表现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作为内涵不同的“主义”，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不是自发生成的过程，而是一种积极利用社会主义理

论与制度优越性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下，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可能，需要进一步置于历史、现实和理论语境中加以澄清。

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思想的。［1]（pp.470-471）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契合的。

第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首要条件。几千年来，爱国主义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2]（p.520）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条件对爱国主义提出了不同要求，赋予了爱国主义不同内蕴与范畴。在封建社会，爱国主义是家国同构和忠君思想所延伸的政治范畴，也是超越地理界限的伦理范畴。这一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合理性意蕴：一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如“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等；二是胸怀天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三是抗击外来侵略和保家卫国，如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相较而言，爱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在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两对矛盾作用下而形成的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非正义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国人身上。国人被冠以“劣等民族”“东亚病夫”之名，成为待列强宰割的“羔羊”。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清政府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民众也未曾想到会遭受此种压迫和欺辱。巨大的落差感和危机感使国人的集体自尊备受打击，催生了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理念。爱国仁人志士坚定了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信念，先后发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也确实利用“资本主义”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但“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些爱国运动虽然都是中国人努力摆脱悲惨状况的积极实践，却未能准确认识和把握束缚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备受蔑视和欺凌的处境。“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p.190）此时社会主要矛盾仍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也曾在中国大陆实行资本主义，但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人不屈不挠地逆流而上，发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运动。在历史大势推动下，这两场运动为社会主义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社会主义进一步融入爱国主义提供了合理的现实选择。

此刻，社会主义的出场使中国人再次看到聚沙成塔的可能，看到免于奴役和压迫的转机，看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纵观中国近代史，爱国主义在与爱社会主义“相遇”之前，曾“遇上”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但这些主义始终没有满足爱国主义的目标，未能开创与爱国主义相匹配的前途和命运。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前，首先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不断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人民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历史性地将爱国主义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统一起来。

第二，“中华民族富起来了”为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必然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极大满足了中国人集体自尊的精神需求。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物质条件。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p.531）然而，新中国面临的却是一穷二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等困境。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且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突破前述困境，就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任务。同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依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的外部焦点。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发展作为解决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切问题的基础，构成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必然前提。倘若党和政府不能推动国家发展，“每个人都（会）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5]（p．109）长此以往，爱党和爱社会主义就会成为无稽之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意味着每个人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把个人志向与社会主义前途紧密结合。人民群众满怀热情与信心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推动新中国发展。历史事实表明，正是由于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精神指引，才涌现了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等楷模，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也曾走过一些弯路，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意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各种主义再次蜂拥而至，企图割裂爱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但历史发展表明，“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p.311）揆诸现实，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矛盾。党和国家准确认识和把握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6](p.373）

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冲击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对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信念。“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社会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鼓吹“可以爱国不爱社会主义”，宣扬“爱国不等于爱党”，刻意把爱党、爱社会主义和爱国对立起来。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6](p.326）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遭遇严重危机的时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摆脱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枷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群众物质福利得到极大提高。改革开放避免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历史，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各种坎坷时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确立起以集体自强为基点，审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致思方式。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范畴，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并不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失去穿透力和影响力。这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524）不断触及现实境遇。“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7]（p.10)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映射了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面临的最大现实，即新时代的现实境遇。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直接依据。中华民族曾经长期以强大的国力和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悲惨境况和昔日辉煌记忆对比鲜明。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让中国人民自尊、自立和自强，还使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让中国人感到自信和自豪。这是一代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7]（p.1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使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回归到中华民族这一真实主体上，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内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总体上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复苏’的美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2.1%，欧盟平均每年仅增长1.3%，然而，世界上40%的增长只发生在一个国家——中国，中国每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都要大于印度的整体经济总量，中国经济每16周就能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规模，每25周就能创造出一个以色列的经济规模”。[8](pp.37-38)展望未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完整地参与甚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而开创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这些历史性成就与变革昭示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了国人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念。

第二，“中国道路的发展”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根本来源。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涉及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选择。那么，在资本主义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呢？这个问题关乎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根本。不少人从西方范畴和范式出发，认为中国现代化不过是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延续和补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等。然而，西方现代化方案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特殊的党情、国情、世情，在经历多次“试验”后，发展出一条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迈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推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表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实际，突破并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价值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同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自我修复能力的增强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

从历史上看，“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9]（PP.82-83)反观当下，资本逻辑推动下的西方国家，对外通过全球资本扩张剥削其他国家，对内通过剩余价值压制劳苦大众，这“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10]（p．304）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背心”运动等都是社会激烈震荡的表征。几百年来，西方模式在发展生产力和发扬自由民主等议题上有所贡献，但在维持社会公平问题上始终不尽如人意。中国道路把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结合，把中华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深深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意味着中国道路超越了狭隘的资本逻辑，不仅生成和发扬了富强、民主、文明、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能在维持社会公平问题上超越西方模式。事实上，“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应当遵从的道路，而是一个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它号召他国通过相似的进程找到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16]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未来坐标。物质需求的满足在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如今，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6%左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需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也需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7]（P.11）“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经济发展有效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促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2]（p.510）确切地说，经济中高速增长解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问题，但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且趋向于阶层和代际转移，等等。这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即使获得了基本满是，但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也会不断增加人们的社会挫败感。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了主要需要。应该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些问题不具有特殊性，然而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应充满自信，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是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可靠的精神坐标。因此，我们要关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移的事实，关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事实，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民主、法治、安全、环保的社会环境，使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3](p.261)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不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因此，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需要在理论源流层面加以厘清。

第一，“国家建构思想”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理论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演变为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体，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15）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不稳定性和不确性问题突出，亟须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共同体形态加以应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4](p.445）“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5]（p.415)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民主共和国脱胎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又表现出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超越。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它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成熟的现代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而趋向共产主义的使命追求。就我国当时情况而言，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不符合实际。小农生产方式仍长期存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并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具有广泛代表性。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以适应中国实际，实现了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相统一。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16](p.1475）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新中国成立时就已经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嵌入国家发展愿景，并融入制度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良好开端，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国家认同理论”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提供理论支撑。建构国家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推动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对于共和国的认同，而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在解决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中不断得到确认与完善的。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实质上是对如何达到“国家认同”这一问题的完整回答，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在国家认同中，如果说公民个体——人是认同的主体，那么国家就是认同的对象。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作为“国家认同”理论的总体性解释原则，是由认同主体和认同对象的理论思路和理论形态所形塑的。

一方面，我国的国家理论形态呈现出“一体两翼”特征，即理论形态这一整体包括由人口、领土与主权等要素构成的“国家共同体”和由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明共同体”。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分别是个体基于对自己所属“国家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的认同而形成的情感与认知。完整的国家认同既包括“国家共同体”认同，也包括“文明共同体”认同，而且二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挥不同作用。在革命时期，当时的主要矛盾决定“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是核心任务。在建设和改革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移，“国家共同体”也得到有效确证，“文明共同体”的建构成为关键任务。维持人们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建构“文明共同体”的必要之举。在更深层次上，“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为国家认同提供现实基础；“文明共同体”的认同为国家认同提供思想渊源。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性强调人要以双重视角面对国家。由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501)“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7](p.36）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可以区分为现实和观念两个维度。由地区、血统、民族等现实关系组成的人，等同于把自身置于某一具体空间，强调自己对某一空间的可感归属；由政治、文化、历史记忆等观念关系组成的人，如同把自身置于某一文化，展现自己对某一信仰的理性归属。前者与爱国主义具有同构性，后者与爱社会主义具有同构性。现实和观念的关系揭示了完整的人对于归属感的追求是复合性的，既包括爱国主义所催生的具体归属感，也包括爱社会主义所形成的抽象归属感，根本上展现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美]阿可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2][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