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要注重把握历史规律，领悟其中包蕴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注重形成历史共识，认识中国道路开拓的历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长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长的历史；要做好史论结合，明确时代使命、破解现实问题、开拓新的历史。

【关键词】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时代使命

【作者简介】孙力，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上海200237)；田志轩，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201602）。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沪），2020.6.4～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研究”(课题批准号：19YJA710043)。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学习教育，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学习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走出一条新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和强大支撑。在理论学习中重视历史的教育功能，是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这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内在的关联。历史是人类实践的记录，改天换地、创造辉煌的历史更是包含着人们认识历史规律、运用历史规律的过程。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理论、逻辑，并不是孤立存在而能够证明自身的，只有回到历史中才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历史的学习教育同历史本身一样，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后，历史的学习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四史”的学习教育就是典型的体现。“四史”的融合，进一步凸显了我们党对历史中蕴含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追求，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学习教育的时代使命，即通过历史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的历史。

重视通过研习历史来把握科学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鲜明特点，这是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诸多的艰难曲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艰难曲折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指导中国实践中被检验以及发展创新的历史。它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而言，理论的科学性是蕴含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的，不能够单单以教科书式的抽象方式存在。如果只相信后者，中国革命必然步履维艰，难以取得胜利。毛泽东痛批本本主义，正是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因此，要使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就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历史教科书同文本教科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掌握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系统的以历史为教科书的学习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应该说，苏共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和教育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10月，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版，并迅速传到延安。1939年冬，毛泽东等为“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合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拉开了党史教育的帷幕。次年夏天，毛泽东开始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他先后挑选了86件重要文献提供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我们党注重运用党史统一全党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重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开始以后，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18份文件，随后又增加到22份文件。毛泽东对这些文件的定性是：“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2]

为什么要从历史中学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问题，指出：“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3]他反复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并对如何理论联系实际作了重要的阐释：“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这些论述蕴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党史的学习教育是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对党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注意事项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明确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5]

毋庸赘述，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升，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成熟是有深刻历史缘由的。正是通过对党的历史的研习，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才得以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能够得以确立，使中国

共产党不仅翻开了思想理论建设的新篇章，也使中国革命迈入了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党史为核心的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化。1949年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6]这指出了学习历史的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即确立起党史革命史的教学科研体系。1952年10月，教育部规定，高校要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7]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后，正式规定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国革命史”四门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高校各专业的必修课程。其中，明确规定“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是“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中国政治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8]这一课程布局呈现出两个极为鲜明的特色：其一，凸显历史教育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很明显，新中国确立的历史教育，不同于起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史学教育，其重心在于把握政治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其二，把中国革命史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直是教育系统（包括干部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通常被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则将党史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把历史教育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中国化创新。通过坚持这一理论创新，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历史展开的学习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9]在认识把握规律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历史的教科书作用。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0]对于历史学习，他一方面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即站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和探求社会规律，如他阐述的“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11]另一方面，重视历史的经络血脉，即在整个历史中关注那些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体现优秀中华儿女改天换地、创造辉煌的专门史，如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各类革命斗争史。

专门史的研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因为它在展现“大历史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特殊规律。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从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始，专门史的研习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以及越来越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种专门史的学习教育聚焦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应该注意到，这三大专门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内在关联，对历史的明晰过程促进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当然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在“三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形成“四史”学习教育的完整体系，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下透视，也就是将把握特殊性和把握普遍性结合起来，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四史”的体系就同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映衬，历史的教育功能就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而最首要的就是领悟其中包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规律。

实践表明，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认识决定着对未来的追求。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开启伟大变革，关键在于对封建主义的传统中国有了清醒的认识。当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必然需要对当代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乃至当代人类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共识，由此才能够把握好历史前进的方向，建构起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文化根基。

当代中国的历史是不平凡的历史，不平凡的历史生成不平凡的认同。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铸就了中华民族最璀璨的历史篇章。这些都被记载到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史中，生成了我们不平凡的认同，即对社会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所以，应该看到，对于历史的共识和认同，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紧密相连。人民对于历史的共识和认同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然面临危机。

由此，首先，我们要认识中国道路开拓的历史。“四史”反映的是中国革命道路开拓的历史，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世界的历史。认清历史进程中中国道路的开拓、中国道路的比较、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道路的成就，才能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其次，我们要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长的历史。“四史”映照了科学理论在中国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发展，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创新，都创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是深刻展现中国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再次，我们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的历史。“四史”有着丰富生动的制度演进内涵，精彩地展现出百年中国进行制度选择的过程，以及制度建构和制度完善的过程，弄清楚制度不是“飞来峰”，才能坚定制度自信。最后，我们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长的历史。历史也是文化的书写，“四史”更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生长舞台。中华儿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情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这样的文化精髓无一不在“四史”中熠熠生辉。

历史是宝贵的教科书。学习“四史”就要使全体人民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认识理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达成共识，开创未来。历史是最好的镜鉴。苏共对历史进行“重新评价”导致社会思想大混乱之殷鉴不远。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国和为了全世界》一书，切尔尼亚耶夫评价道：“他已经‘感觉到’这个‘远方’将完全不同于60年来所提出的并已成为社会遗传因子型的东西。”[12]在“改革”“新思维”的伪装下，戈尔巴乔夫的阐释开始偏离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十月革命本身渐渐变成了历史错误，对列宁本人也悄悄地动手。各种见解毫不客气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屏幕上不断发表。在评价苏联制度时已用上了‘极权主义’这样的字眼”。[13]苏共否定了历史，最后也否定了自己。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历史的认同一旦决堤，势必导致现实的思想混乱，并对建立在既有历史认同之上的政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事实上，共产党人最清楚凝聚思想共识、清除错误思潮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篇幅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提供了科学指南。列宁也清楚地意识到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并力图纠正当时流行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14]列宁在分析革命阶级任务时分析了历史的特点，事实上也指出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学习和把握历史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面临着思想多元、认识分化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多元多样多变趋势，社会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以历史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混杂其中，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史”的传播解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片面代替全面、以解构代替整合、以表象遮掩本质、以戏说兜售荒谬、以解读裹挟私货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消解了社会共识。加之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变化，复杂的舆论场为错误思潮提供了更便利的传播条件，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传播渠道具有自发性、冲突性、多元性、难控性等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政治认同的挑战。

实践证明，现实的困惑与历史的迷雾相关。因此，要在读史中认识“正史”，只有在正史之上才能够形成正确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5]“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6]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三个独特”的钥匙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特别是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就成为我们消除错误思潮影响，凝聚社会共识的强大武器。

学习历史是为了把握历史规律，指导当下的实践，更好地走向未来。学习“四史”，就要做好史论结合，以史为鉴，以史论今。

以史论今就是要明确时代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这是从人类历史中获得的思想财富。他们运用这一思想体系深刻地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论著中，都充满了历史智慧。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就是最科学、最深刻的历史分析法。我们必须看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等基本理念包蕴着深刻的历史内涵，离开了这些历史内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理念和运用这些分析方法。列宁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贡献就在于对时代问题的阐释。他精辟而又及时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指出：“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7]学习“四史”，就要结合历史，深入理解把握所处时代的特征，担负起时代使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学习“四史”，就要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勇敢担当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以史论今就是要破解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鸣诉。学习“四史”，就要以史为镜，破解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我们破解现实问题要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进行。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已是客观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趋势更加显著，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任务艰巨繁重。毛泽东曾告诫：“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8]要通过“四史”学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凝聚共识、增强认同。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

破解现实问题，就是要在学习中增强组织的力量。列宁指出：“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19]“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20]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以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引导全社会凝聚共识。要认真贯彻党的学习制度，通过党内理论学习、党组织生活、党校教育培训等形式，使学习真正落到实处。破解问题还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结合时代特点，积极创新学习形式，让历史学习活动“立体化”、“活起来”，在学习中领悟历史的真谛，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达到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以史论今就是要开拓新的历史。“四史”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这个道路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推进，是定位于人类现代化筚路蓝缕的一段进程。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学习“四史”，就要认真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把握当下，开拓未来。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历史的考量，重视从历史学习中汲取力量，重视从历史走向未来。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开拓未来必须从历史出发，立足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的创立过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22]这启示我们，只有在深入学习中总结历史规律，厘清历史发展脉络和社会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开拓未来，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厚实稳定的根基，才会有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学习“四史”使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今天所续写的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史、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开拓史，而绝不是其他的什么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通过学习“四史”，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拓，升华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好地探索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必须看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事业越发展，改革越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挑战也会越多。而我们始终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就是坚持从历史中学习，不断挖掘历史资源，从而让历史的规律引领我们开创新的历史。

[1]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

[2][3][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6-417,414,399.

[4][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20，1094．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5．

[7][8]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16.

[9][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2，405．

[1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12][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90．

[13]薛小荣，王萍．来自上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92．

[14][2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3，201．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1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17]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3.

[1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22]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