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虽然它产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定阶段，但其酝酿却有一个长期过程，并体现于“理想”与“信念”复杂纠缠的概念史中。从建党以来的长过程看，二者的关系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特征是“理想”通行、“信念”潜行；二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主要特征是“理想”在场、“信念”淡出；三是改革开放启动时期，主要特征是“理想”凸显、“信念”登场；四是改革开放继续推进过程中，主要特征是“理想”“信念”并提连用；五是改革开放向21世纪推进的时期，主要特征是“理想”“信念”融合，“理想信念”形成。而这个概念的最后形成也有一个从偶发到流行、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
【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liujj@ruc.edu.cn（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济南），2021.1.1～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意识问题研究”（20XY001）。
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使命型政党，历来重视理想信念建设和对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但长期以来并没有“理想信念”这个核心术语，而是以“信仰”“理想”“信念”“忠诚”“信心”等来表达大致相同的含义和要求。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了弄清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把目光回溯到革命战争年代，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使用“理想”“信念”概念的长期过程中考察“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逻辑。
第一阶段：“理想”通行，“信念”潜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思想政治话语系统中，主要是“理想”和“信仰”两个概念并行。相比之下，“信念”一词出现得比较少，但也有一些关键性的表达，可以说潜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就大量使用“理想”这一概念来表达自己进行社会改造的愿景和意志。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共26卷为文本依据进行统计，“从‘理想’一词出现的数量上看，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和成立的早期，在所收录的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献1919年5月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理想’一词就使用了6次。1919年在三个文献中共使用了19次，1920年在6个文献中使用了16次，1921年在3个文献中使用了9次。‘理想’一词的频繁出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对理想的重视”（1）。全部26卷共3600多篇文献中，共使用“理想”一词242次，分布在87篇文献中；相比之下，使用“信念”一词57次，分布在44篇文献中。（2）
毛泽东多次使用“理想”一词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早在1922年4月，他就在衡阳三师做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演讲，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3）1937年5月，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4）1938年4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又指出：“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并要求艺术家要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5）1945年5月，他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还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了“理想”与“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关系，指出：“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6）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多次使用“理想”概念。他在谈到指导思想与理想追求的关系时指出：“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的。”（7）他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8）。他集中描绘了共产主义未来美景，并说“这就是我们的理想”（9）。还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是丑恶的。……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10）
关于“信念”，在党的历史上使用相对较少。“根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的统计，从建党开始，到1925年才在三篇文献中各出现了一次‘信念’，但并非专门论述。1928年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使用了‘信念’一词。”（11）1928年12月4日，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中，“信念”一词被使用了4次，其中分析了党员“信念动摇”的原因，强调要增强阶级意识和革命信念。（12）
党的领袖们在不同场合也曾使用过“信念”一词。1929年9月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决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13）1931年朱德在《如何创造铁的红军》中指出；“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夺取最后的胜利。”（14）1938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并列使用了“理想”和“信念”。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我们要使全中国人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15）。同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16）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全党的团结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团结基础的”（17）。尽管有上述种种论述，但总体来说“信念”一词出现频次不高，与“理想”和“信仰”概念的通行相比，是处在某种“潜行”的状态。
第二阶段：“理想”在场，“信念”淡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也广泛开展起来，“理想”概念的使用更加普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批评了那种不讲理想的社会现象，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8）同年11月，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十月革命使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指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19）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理想的一致性，认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20）。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他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21）。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多次论及理想问题。他说：“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22）他在谈到有人看重个人名利时说：“这样的人好不好呢？我看这样的人不是有理想的人。如果把名利当作理想，那末，这种理想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是不高尚的。我赞成青年人有高尚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23）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也谈到过“理想”，认为“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实际，也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24）。他还说：“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25）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理想主义氛围一直是相当浓厚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在党内教育中得到强调，而且在全社会范围成为流行话语。这方面的读物也很多，比如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在青年中就有很大影响。相比之下，关于“信念”一词的使用和强调却明显少见。毛泽东较多地使用“相信”“信仰”“觉悟”等概念，特别是在谈到思想改造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时，用“相信”很多，但很少使用“信念”一词。同样，刘少奇较多地使用了“信仰”“信服”“觉悟”等概念，也很少使用“信念”。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情况也大体如此。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使用，如1951年5月李先念所说：“我们要提倡坚定，对敌斗争坚定不移，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坚定不移，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26）
第三阶段：“理想”凸显，“信念”登场
改革开放以后，“理想”和“信念”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理想主义热情；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来思潮的涌入也导致了人的思想信仰出现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就“理想”和“信念”作了反复论述，不仅更加强调“理想”，而且也突出论述了“信念”的意义，使“信念”一词强势登场。
在改革开放启动前后，邓小平就一直强调“理想”的重要性。在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提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27）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赞扬我们的人民“有理想”，强调文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28）。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一些不良思潮和现象的出现，邓小平更加强调“理想”的重要。在1980年1月《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29）
邓小平在强调“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提法。1983年4月，他提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0）同年10月，他提出：要“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31）。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著名讲话中，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从而形成了最终的表述。
邓小平在强调“有理想”的时候，也明确使用了“信念”概念，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32）他还说，“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33）。“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34）
江泽民一方面看重“理想”，另一方面也强调“信念”的重要性。关于“理想”，他指出：“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35）他还把实现我国现代化称为“伟大理想”，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同志、他的战友们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36）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信念”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党是有自己优良作风的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具有坚定的信念、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战斗力。”（37）共产党员“要牢固地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38）。同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念，还要不断积累经验。”（39）要“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40）。不仅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念，而且还要“培养人民的坚定信念”（41）。
第四阶段：“理想”“信念”并提连用
这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理想”和“信念”相并列的表述。这些表述首先出现在邓小平论述中，之后出现在江泽民的一些论述中。
邓小平关于“理想”的论述，往往不是单独地或孤立地提到“理想”，而是将其与“信念”及其相关概念一同使用。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有理想，有志气”（42），在这里“志气”就相当于“信念”。他还有时把“理想”与“信心”连在一起，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43）。也有时把“理想”与“目标”“信心”连在一起使用，比如他批评一些干部“缺乏一个理想、目标、信心”（44）。而且，他提出的“四有”新人，也是把“有理想”与“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列在一起的，是用其他三个方面来配合和补充“有理想”。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45）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理想、信念”这样的并列表述。但我们也看到，这是带有偶然性的。因为他是在列举多项内容时把二者排在一起的。
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提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46）还说：“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47）可见，这里是明确地把“理想”和“信念”并提连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同年8月邓小平在《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谈话中，首次明确使用了一个新的综合概念——“信念理想”。这是他明确地将“信念”与“理想”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48）这里的“信念理想”虽然是邓小平在不经意间组合形成的，而且他此后也没有再次这样使用，但是却预示了后来两个概念的融合。
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49）同年11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50）
江泽民也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并提连用的方式。他说，“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51）。而且，他在提出“理想信念”概念之后，仍然多次使用这种并提连用的提法。也就是说，二者的并提连用并没有因为“理想信念”概念的出现而消失，但此后只起着补充和细化的作用。后来，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也都在使用“理想信念”作为核心概念的同时，继续沿用将“理想”和“信念”并列的用法。
第五阶段：“理想”和“信念”融合，“理想信念”概念形成
“理想”和“信念”两个术语的并提连用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二者发生融合而形成“理想信念”概念的前阶。在并提连用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二者融合为“理想信念”的情况，开始是偶然地出现的，后来就逐渐使用起来并得以流行。
这两个术语相融合而形成“理想信念”一词，大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早出现是在1996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在谈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利益甘于奉献的精神”（52）。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强调并大量论述思想理论的讲话中，只出现了这一次“理想信念”字眼，而同时出现的是另外的表述，如“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53），树立“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54）。这表明，“理想信念”的第一次出现，带有偶发性质。
199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其中写道：“教育要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55）同样，该文件中“理想信念”一词也只出现了一次，而且不是在文件主体内容部分，是在临近结尾部分谈到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时候才使用的。在精神文明建设基本内容部分，“理想”“信念”的表述依然是分开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目标的表述中，要求“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56）。而在谈到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部分，表述是：“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7）值得注意的是，从该文件的表述还可以看到，“理想信念”一词并不是完全以单立身份出现，而是与“思想作风”联在一起使用的。在全会闭幕式江泽民的讲话中也没有出现“理想信念”术语。他在谈到相关内容时，强调的还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8）。因此，“理想信念”在中央文件中的出现也还是带有一定的偶发性质。
1996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使用了“理想信念”一词。他指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作为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59）1997年12月22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不但要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能力，而且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60）从这两次讲话来看，“理想信念”接连使用，而且衍生出“正确理想信念”这样的表述。表明“理想信念”概念已经扎下了根，并生发出新的枝叶。
但是，“理想信念”的使用毕竟还没有占据中心和主流位置。因而虽然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但“理想”“信念”的并提连用，仍占据主导地位。1997年4月，作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胡锦涛在听取出席全国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代表汇报后的讲话中，使用的表述还是“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61）。1997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广大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和严明的纪律”（62）。1997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帮助党员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63）。
从1999年到2000年是“理想信念”这一表述成为核心概念，并得到确认和流行的关键期。1999年6月2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集中论述了理想信念问题。他论述了“讲政治”的问题，而强调的第一点就是“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他对此作了展开论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央要求‘三讲’教育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64）接着他还列举分析了一些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的情况，提出：“我们必须不断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65）2000年6月28日，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使用了“理想信念”概念，多次提到“正确理想信念”和“理想信念教育”，并指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66）这两次重要讲话，分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集中体现了“理想”“信念”相融合的积极成果，并打开了新世纪理想信念教育的大门，在“理想信念”概念形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原因和意义
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会发生两个概念的融合并形成新的核心性概念呢？
首先，这是由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理想信念建设和教育的重要性所决定和要求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的问题更加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也更加重要。而为了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必须有相应的概念表达，特别是需要有一个大家公认而通行的核心性概念。“理想信念”一词的形成和流行，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结果。
其次，这也是因为我们此前缺少一个能够完整表达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一般性概念，因而才需要形成一个新概念。本来“信仰”一词可以用作这一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就曾使用这一概念来指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下，“信仰”一词使用得少而谨慎了，它似乎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概念，甚至是一个与宗教迷信有瓜葛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讲求科学精神，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称作“信仰”，似乎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质。正是因为许多人有这样的顾虑，才使“信仰”概念无法真正通行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形成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至少在意象上是能够体现出一种科学性的正面价值的，“理想信念”恰好就是如此。
再次，这是由“理想”和“信念”两个术语的亲缘关系所决定的。“理想”一词不足以单独地完整表述共产党人的信仰，它需要得到一定的补充。这种补充最好能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术语上，而这个术语应该既在性质上与理想相同，同时在侧重点上又有所区别。这个术语就是“信念”，它完美地具有这样的特点，并最终与“理想”融合在一起。而且，因为前期人们已经分别对“理想”和“信念”有认同的基础，因而对于“理想信念”这个新词并不觉得唐突，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和使用。
最后，这也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自然发生的简便化的结果。“理想”和“信念”融合为“理想信念”是一种语言现象，自然就遵循着语言学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从人类语言史上看，一些新术语新概念的形成，往往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也不是有意识安排的，而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其中，简约方便的原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理想信念”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这种简约方便原则的体现。在“理想”和“信念”并提连用的时候，它们之间往往是用顿号或连词隔开的，但在多次反复的大量使用中，每次都加顿号或连词显得麻烦，于是自然而然就省略掉了，结果是这两个概念直接连在一起，并融合成为“理想信念”。而这个新概念的形成和使用，并没有取消“理想”“信念”“信仰”这些概念的存在，而是与其并存，因而也不会带来新的不便。
“理想信念”是一个合理的概念，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一个完整而综合的概念，具有很大的概括性，能够全面表达人的思想信仰。其次，它是一个正面概念，不像“信仰”那样有某些消极性历史痕迹，因而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正确的信仰，表述共产党人的信奉。如果说“理想信念”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有所泛化，指称其他的甚至不正确的信仰，那么至少在我们党的主流话语系统中，它是特定地用于表述共产党人信仰的。最后，这个概念的形成和成为核心性概念，有利于我们对理想信念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如果没有这个核心概念，我国学界就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且也难以想象我们怎样开展大规模的理想信念教育了。
注释：
（1）吕林：《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8页。
（2）吕林：《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第27页。
（3）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5）《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123页。
（6）《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1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3页。
（8）《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8页。
（9）《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3页。
（10）《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9页。
（11）吕林；《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第36页。
（12）吕林：《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第36-37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14）《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4-11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2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2）《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2、294页。
（2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1-32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23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1页。
（26）《李先念文选（1935-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21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35）《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9页。
（36）《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60页。
（37）《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45页。
（38）《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6页。
（3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36页。
（40）《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46页。
（41）《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58页。
（42）《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0页。
（43）《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1页。
（44）《邓小平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51）《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97页。
（52）《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00-501页。
（53）《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97页。
（54）《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03页。
（5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8页。
（5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52页。
（5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54页。
（5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73页。
（5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92页。
（6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6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483页。
（6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590页。
（6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2页。
（64）《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61页。
（6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62页。
（66）《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