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有其深厚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理论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源泉。历史上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尝试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吸引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举措都在为走向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抉择也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毛泽东；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郭国祥（1968-），男，湖南双峰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喻越（1994-），男，湖北荆州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0）。
【原文出处】《理论月刊》（武汉），2019.11.5～1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基金专项资助、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2019VI04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17BDJ013）。
一、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是脱胎于资本主义母体的一种新型文明，它继承了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它使人类社会从蒙昧、低效的农业时代走进文明、高效的工业时代。它第一次把人类劳动从分散、孤立、低效的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代之以规模化、机械化、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使得资源配置、社会分工和协作从狭隘的家族作坊走向民族国家乃至全球，人类社会生产力进入狂飙突进的时代。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3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自由度也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农狭隘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并投身于更广阔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竞争之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1]（P33-34）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1]（p36-37）。正是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p296）。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否定，它从根本上清除了资本主义的沉疴痼疾。资本主义超越了封建主义的蒙昧和精神禁锢，但也造成了人的物化和异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和剥夺，造成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资本把人异化为自己本身的对象物，人成了“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3]（p37）。资本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奴役和剥夺。生产越发展，工人对社会财富占有份额越少，工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越明显，“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3]（p155）。理论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应该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准则，但在实际的分配中，“积蓄的死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4]（p71）。资本造成了人的唯利是图和贪婪成性，追逐剩余价值成了资本家生产的唯一动机。“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5]（p287-288）疯狂的利润追逐必然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酿成资本主义崩溃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之上，这就从根本上清除了资本主义的沉疴痼疾。
社会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创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日新月异，换句话说，“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1]（p37）。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内在的矛盾，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资本主义的灭亡必然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且不说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普遍而广泛的民主、更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公民更高的道德觉悟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单说社会主义最一般的特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具有无限的理论优越性。社会主义公有制能最大限度地调配公共资源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能充分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对劳动成果的按劳分配，也能从最基本的经济手段上实现人的社会地位的自由平等。公有制通过调整人与物的关系，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打破了私有制一方控制劳动合作方式的权力垄断，从而为更多样的劳动合作关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6]（p66）。
（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使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更加清晰，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而奋斗。可以说，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们的根本目的从来都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7]。中共一大纲领指出：“本党纲领如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8]（p1）中共二大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8]（p133）一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抗战阶段，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由于国共力量的实际对比，还有考虑到争取中间力量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以“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事实上，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始终坚持：“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9]（p650）。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明确表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0]（p210-211）。由此可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它凝聚最底层工农大众的思想旗帜和精神号角。如果中共在获得执政权之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是对自己初心的背离，更会成为社会公众追问中国共产党长久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借口。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没有在《共同纲领》中写明社会主义前途呢？这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基于对阶级力量和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和慎重考量。
一是当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不具备，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11]（p104）。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约为325.9亿元，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0%，到1952年中国的农业生产总值约为483.9亿元，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58%，直到1954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重才堪堪持平[12]（p1148）。而且这里所谓工业生产总值里还包含了大比例的手工业和轻工业。这些数据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未摆脱农业国的帽子，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现实规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不能操之过急。与此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公”“私”力量对比这个因素。据统计1949-1952年间，国营工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6.2%-41.5%，直到1954年国营工业加集体工业才堪堪过半达到52.48%[13]（p908）。也就是说，在此间，就产值而言社会主义经济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劣势的。这些严肃的数据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未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毛泽东在阐述不能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9]（p678）
二是完成特定阶段历史任务的现实要求。新中国建立在长期战争破坏的废墟之上，中国共产党接手的并不是万贯家财，而是生产萎缩、物质极度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恶性通货膨胀的烂摊子。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间，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波动，分别上涨了1.8倍、1.8倍、3.5倍、0.9倍[14]（p29-33），也就是说物价在1949年基准上已经上涨了67倍之多。人民币随着通货膨胀大规模贬值，短短一年间老百姓就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14]（p57）。再加上不少资本家遣散职工，关厂歇店；还有少数人或是弃厂出走，或是将资金转移到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美国，直接导致工业减产、工人大规模失业。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迫使共产党必须团结资产阶级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阶段性的历史任务，也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马上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姑且不论是否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单就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言就是不明智的。
三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民主党派的政治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是必须团结的对象，但他们存在着两面性，即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也存在着两面性，既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愿意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一面，又有唯利是图、拉拢腐蚀党的干部等违法乱纪行为的一面。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是保障国计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这个阶层的政治积极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政策。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申明：“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9]（p647）之后，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9]（p678）。到了194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特别指出：“对这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态度。否则，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9]（p1289）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极大的尊重，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发表文告和接见民主党派代表，畅谈“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设想，并把“多党合作”“联合政府”“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字样写入《共同纲领》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已就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地位问题做过多番正式承诺，倘若政权一到手就立刻消灭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势必会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信用和形象。
四是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觉悟还有待提高。中国共产党通过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将两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让绝大多数无地少地的农民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对于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是天大的喜事，个体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对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政府发白心底的认同和诚服。如果仓促之间，实施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变为集体所有权，这肯定会引发他们对失去财产所有权的惊悸不安。事实上，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还不高，对社会主义、对集体化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农民作家赵树理就曾直言：“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15]（p192）。这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却也直接动摇了农村中的私有制，出于小农经济的狭隘性、自私性，指望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一下子接受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现实的。中共中央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农民的私有财产……是左倾的”[16]（p515）。共产党还需要进一步准备各种条件以及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逐渐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对集体化的认识。
以上诸多因素都要求共产党只能暂时对城乡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采取包容、妥协政策。但是，这些都只是策略性的让步，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原则。一旦，暂时性的困难迈过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基本满足，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
（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尝试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首先，封建势力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各种特权，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导致中国无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排斥自由竞争，独占垄断利益。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各种民用工商业以求富，却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7]（p146），甚至还禁止华商向外国进口纺织机器，企图独占机器大生产带来的滚滚暴利。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利用其特殊权利，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18]（p277）。例如作为官僚资本典型代表的中国兴业公司，刚一成立就开始了其迅猛扩张的步伐，先后收购民营永川铁厂和协和铁厂，排挤其他小型民营钢铁企业，独占垄断之利，最终发展成为抗战时期最大的官商合办的钢铁联合企业。很显然，长期以来的事实都说明：封建、半封建势力为了规避自由竞争带来的风险，为了获得垄断暴利，为了维持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打击民族资本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商人办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虽已出现，但很难发展起来。”[17]（p146）
在政治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维持他们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勒索苛派，纵官殃民”[19]（p296），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20]（p2），视天下生民万物为私财。然而，资本主义讲究的是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他们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代议制民主”。中国一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封建势力将彻底失去其政治特权，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盘剥人民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因此，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敌视出白其根深蒂固的阶级本能，指望他们变法改制无异于虎口拔牙。
在文化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名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封建势力迫于人民的觉醒和世界潮流的变化可能会在部分政治、经济利益上采取策略性的妥协，但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坚决态度却是不改分毫的，所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者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9]（p231）。因为资产阶级民权说正中封建纲常名教的死穴，所以封建势力在捍卫传统、道统方面能罕见地保持一致：“吾恐中国之患，不在强邻之窥逼，而在邪说之污民也”[21]（p157）。就连历史上那些较为开明的改革派也对两式民权敬而远之：“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22]（p9715）可以说，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截然对立的，企望在封建文化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资本—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就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观意图而言，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为了开拓商品市场、掠夺原料和压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好心来帮助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而且，“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绝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9]（p680）。因此，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稳定和防范老百姓的觉醒和反抗成为他们对华政策的底线，他们在选择代理人时，自然更钟情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在这个逻辑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戊戌变法“既不是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也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还要说它是“过分急于求成”“不合实际的”[17]（p257）。中国的任何改革，只要其中多少包含些民族主义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这些所谓的“先生”和“老师”就会撕下伪善的面目开始疯狂地干涉和打压。
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3]（p18）。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涌入中国，他们凭借政治、经济优势逐步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金融、交通、工业等几乎所有的现代产业中都占据垄断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中国生铁产量的95%以上，机械采煤量的65%以上，发电量的55%以上；棉布产量中，外厂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5%；卷烟产量中，外厂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8%[24]（p128，130-131）。外资和合资银行中的存款甚至高于中国银行，且信誉较中国银行更高。更何况外资企业还享有格外的政治和税收特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如何能与之竞争？
再次，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能力的缺失，不能仅归罪于反动势力的扼杀，事实上，将视线聚焦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发现其天生的缺陷和不足也使其无法作为领导者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其发展水平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说，都难当重任。黎澍在其《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从资本总额、财政贡献以及商会人员总数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的基本情况：1911年中国只有近代厂矿企业五百六十二家，资本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1910年清政府所作全国财政预算中，资产阶级所贡献的厘金仅占份额约为9.43%；1908年全国有商会组织二百六十二处（华侨商会不计），有会董、议董和会员共四千五百六十八人（至多不过七八千人）[25]（p97）。尽管其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还有所发展，但到1936年其峰值也不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左右[26]（p1）。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绝对力量非常微弱，它根本无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它的西方前辈不同，它生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夹缝之中，既受二者的摧残和压迫，又在政治、资金、设备、技术以至市场等方面高度依赖二者。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无法割断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这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为稚弱[27]（p177）。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难有坚定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易于妥协。指望他们带领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幸福，无异于异想天开。
（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吸引着中国人走向社会主义
苏联白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即在工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18-1928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仅为20亿卢布（按可比价格计算），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数字就增至80亿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了181亿卢布，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增加到405亿卢布[28]（p62）。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工业的基建投资几乎比过去11年的投资增加了24倍。在这样的投资规模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到1932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两倍；工业产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五年计划初的48增加到1932年的70%；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比重，从1928年的43%上升到1932年的53.3%。在此期间，苏联新建成的重工业工厂达到1500个。到“二战”前夕，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9000个[28]（p62）。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工业发展速度来讲，苏联已占世界第一位，就工业产量来说，苏联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29]（p72）。至此，苏联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同之一。反观此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到处是生产衰退、市场萧条、百业凋敝。而罗斯福新政也被人看作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衰亡和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胜利。苏联工业化建设成就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衰退中的资本主义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进而引发了进步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检讨和反思，新一轮社会主义热潮开始在全世界涌现。
当这股潮流外溢到中国时，激发了先进中国人对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歆羡和向往。对彼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实现赶超的先进知识分子而言，中俄国情相似，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既然俄国能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只要中国仿效之，“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苏联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其实他们哪里是在为苏联高兴，他们不过是为自己的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欢呼而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所谓“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传统的印象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胡适就曾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进行过尖锐对垒。然而，“一五计划”完成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绩给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大的触动，他们开始逐渐表现出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好感[30]（p48）。胡适在亲身游历苏联以后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他在《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称，苏联的政治“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31]。他对苏联的教育成就尤为推崇，他说：“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单看起教育统计，已可惊叹”[32]（p35）。同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翁文灏则把目光聚焦于苏联的工业化成就，1937年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造访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3]（p55），之后，他在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任上都极力主张仿效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从而集中国力发展国防工业。事实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确是中国思想界一次难得的大合唱。虽然之后持续十数年的战争使这种思潮有所降温，但它无疑为新中国建立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所展示出来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综合国力更是让全世界为之惊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咄咄逼人，席卷整个欧洲。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由于战略误判仓促应战，损失惨重，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局势发生惊人逆转，苏联红军越战越勇，从防御转向反攻，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最后竟然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这一切让人不敢相信但却又真实发生了！原因何在，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斯大林就曾指出：“由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予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以牢不可破的伟大力量。苏维埃国家，不管战争重担，不管德寇暂时侵占了我国经济上极重要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却在战争进程中对前线的武器和弹药供给并没有减少，而且一年比一年增加。”[34]（p184-185）事实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创造活力，使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利用自身潜能。因而，即便是丧失了大片国土和大量劳动力、矿产、机器，苏联仍能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12月的短短一年之间，使飞机的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三十，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四十，坦克、大炮和机关枪差不多增加了两倍[35]（p11）。
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歆羡和向往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曾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36]（p43）出于对苏联的歆羡，中国不仅顺理成章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照搬了一整套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毋庸讳言，苏联模式未必就是正确的，也未必适应中国，但处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学习苏联也确是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三、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现实逻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举措都在为走向社会主义铺平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要有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多次估计要15到20年）作过渡，但党内高层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愿，毛泽东就说过：“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36]（p80）。其实，在中国，不管是领导人主观自觉还是客观形势发展使然，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要是以苏联作为榜样和借鉴，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实际行动总是一步步摸索着走向社会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方法”[36]（p430）。这些具体的、现实的政策举措在事实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政党，这些成功的经验总是被抽象、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纲领，以指导接下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有经济，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措施。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压制、剥削民族资本，甚至大发国难财，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沦为完全的反动势力。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第一步就是没收官僚资本，这是走出旧中国的关键一步，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垄断独占各种工业部门和各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到1946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80%以上”[26]（p56）。同时，它也是走向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人民政权在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之后，很快便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到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产值已经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13]（p14）。这就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国营经济的发展并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抗美援朝加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共产党人实际控制中国，美国开始评估和反思“扶蒋反共”政策的得失，其对华态度也开始了微妙的转变。杜鲁门政府认为“中苏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37]（p253），并尝试与中共政权进行接触。客观地说，此时的中国确实有“骑墙”甚至是亲近美国的空间。然而，出乎美国人和“骑墙派”意料的是，中国没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袖手旁观，而是坚决支持北方的金日成政权与美国人死磕，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只能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国内局势来说，这场战争也是对“第三条道路”的重大打击，它表明中国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大大减弱，这就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38]（p96）。
镇压反革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秩序。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在大陆潜伏了相当数量的特务、反动武装，企图在将来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些特务、反动武装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匪患，以及对共产党政策心怀不满的土豪、劣绅、不法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兴风作浪。他们到处破坏国家财产、刺探情报、暗杀公务人员，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危及人民政权的巩固。对此，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36]（p119）毋庸置疑，镇反运动对新生共和国意义重大，它用专政的“铁扫帚”扫除了残留的魑魅魍魉，也使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动分子收敛了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为之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秩序。
土地改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重要条件。两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不仅有暴力机器保驾护航，还笼罩着宗法、道德的神圣光环，既在“定分止争”的意义上成为封建制度政治话语的基础，更在阶级社会的意义上成为维系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保障[39]（p58）。因此，要消灭封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代之以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被扫荡一空，农民也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同时，“农村中的互助组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40]（p241）。这些带有集体性、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预示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加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41]（p26）。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11]（p82）但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的问题还不止“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他认为白新中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即不断向人民政权进攻，有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能性。他要将“五反”运动当成“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36]（p192）。“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40]（p240）。而国家资本主义又是私人工商业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过渡形式，这样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也是越来越近了。
“新税制”风波打击了私人资本主义，加速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1952年下半年，中财委对已经同经济社会发展不太适应的旧税制进行了修正，考虑到“‘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15]（p234），所以修正后的新税制不再在税收环节上区别对待公、私企业。为了配合推行修正后的新税制，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文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并说明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在按税法纳税上处于同等待遇[42]（p35）。新税制的出台确实起到了“增税”“保税”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毛泽东对新税制非常不满，他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15]（p235）。毛泽东大发雷霆也是“事出有因”，早在1952年9月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只是还未大范围公开，但是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党内许多人没有及时跟上这种变化，这一时期出现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以及“新税制”等都可以看作是对新民主主义的坚持。因此，毛泽东借着批评“新税制”的机会，严厉地批评了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和举措，并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拉开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幕，并向全党亮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这场风波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从政策层面上看，“公私一律平等”的纳税原则被否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再享有与国营企业同样的税收优惠，使得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负担更重，越发不能在本就失衡的市场环境中与国营企业竞争，这迫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加速向社会主义方向改造；其次，从战略层面上看，这场风波完全亮明了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与过去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时紧时松的局面不同，此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将受到全方位的挤压。
（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1.当时中国复杂的外交环境要求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后，最迫切的外交任务就是获得国际承认和国际援助，而此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峙和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孤立、敌视的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怀疑中共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不太愿意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因此，新生共和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更重要的是外交问题与国内经济和安全问题联动，新中国的外交困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以及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多种声音，虽然主张与社会主义阵营抱团取暖的意见占主流，但也不乏向美国靠拢或是中立骑墙的呼声。为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毛泽东1949年6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3]（p1473）。根据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之所以决定“一边倒”，首先足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量，这种考量既是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中苏两党历史关系的一个现实折射；其次是现实的需要，中国白近代以来就战火连绵，尤其是经过长达十数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内经济早已千疮百孔，急需获得外部援助；再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更令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新中国迫切需要来自苏联的援助，对此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专门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3]（p1473）。
既然决定倒向苏联就不能不考虑苏联的关切。对苏联而言，在经历铁托“背叛”以后，他们不能不对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兄弟党保持足够的警惕，作为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自然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中国共产党不仅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而且在抗战后期也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党合作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不能不令苏联疑虑中国未来制度的走向。1949年12月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疑虑的反映。柯氏在报告中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政治人士正在向中国共产党施压，使中国向英美靠拢，“以便中国资产阶级能够依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防止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和不许加强和发展中苏之间的友谊”[44]（p92）。现在看来柯氏当年的话未免夸大其辞，而且斯大林也未必赞同。但话又说回来，考察苏联对中国的实际心态未必需要计较这篇报告的客观性和斯大林的真实想法，单从柯氏报告出台这件事本身而论，就可以感知当时复杂敏感的中苏关系。毛泽东曾对苏联的猜疑颇多抱怨，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45]（p42）这就从侧面印证了苏联对中共的疑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之后，苏联对中共的疑虑仍未消失，这时它的主要关切有两点，一是中共政权的性质；二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37]（p89）。中共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不具备立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原本苏联对这个理论是赞成的，“但是这种立场在与铁托决裂的同时完全改变了，俄国人这时拒绝承认中国人的主张”[46]（p71）。对转变后的苏联和斯大林而言，中共的多党合作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和苏联模式的背离和挑战，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苏联和斯大林告诫中国领导人：中共执行的是与资产阶级的“调情”政策，中国城乡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47]（p110）。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为了取信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国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然。
2.工业化进程中的困难和路径选择。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曾作过生动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6]（p329）。
中国人民迫切想要实现工业化，摆脱这种“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状态。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一穷二白”的中国缺乏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原始积累。在近代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黑奴贸易、商业战争等形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借此开启了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新中国不可能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邪路，也没有很好的外援可以利用，因此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的积累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39]，也就是只有依靠工农业的剪刀差和压缩消费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对此毛泽东也说过：“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36]（p432）但是“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36]（p297），仅凭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情势所迫，政府只能人为扩大工农业剪刀差，实质上是牺牲农民利益，来积累资金哺育工业。对当时的决策者而言，“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15]（p280-281）
毛泽东曾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困难。”[36]（p430）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解决愈来愈严重的粮食供需矛盾，中共中央于1953年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为“统购统销”），该决议使政府以大大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征购了农民绝大部分余粮，为解决城市商品粮危机和工业资金短缺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业剪刀差逐年扩大，尤其是1953年以后工农业剪刀差的绝对量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952年的剪刀差绝对量是74亿元，1957年达到了127亿元，1978年更是上升到364亿元。工农业剪刀差绝对量的平均值大体已经相当于196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值。可以说，这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49]（p68）。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但它的影响却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首先，它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就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统购统销政策也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视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他并且多次强调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是“一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顺利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步骤。在毛泽东看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要靠集体化，而促进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还是要靠统购统销，两者是互促互进的。最后，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使政府几乎完全掌握了市场两端，也就意味着从经济上攥住了资产阶级的命门，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再也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了。因此，毛泽东说：“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36]（p304）
（三）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抉择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我们也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重大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伟人意志往往对历史的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机和方式。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明确昭示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p169）。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心是一以贯之的。这就规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也就是中国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积累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再在机械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对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高层都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曾说：“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大为兴盛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36]（p80-81）刘少奇也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之前，应该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转向社会主义。”[15]（p46）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首先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社会物质条件。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逐渐产生变化。他开始放弃过去关于“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36]（p61）的提法，转而强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6]（p231）。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完全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国开始快步迈向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同时，党内高层仍有许多领导人坚持原来的认识。因此，分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的具体表现有很多，包括东北富农问题、山西互助组问题、新税制问题等等，但实质只有一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现时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50]（p426），为将来走向社会主义提供条件。因此，目前应该“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让它稳定发展”。[40]（p346）简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15]（p198）。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15]（p65）并若有所指地批评道：“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看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认识应该随之变化，还固执地坚持过去的观点就是“裹脚的老太太”犯了保守主义的毛病。
促成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变化。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社会经济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为了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也为了避免“将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51]（p7），必须要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是，到了1952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首先，在以巨大财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提前完成。其次，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8.7%，而国营工业只占26.2%，到了1952年，国营工业的产值比例上升到41.5%，而私营工业则下降到了30.6%[13]（p42）。在工商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此外，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些显然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而是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集中反映[40]（p240-241）。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局面，正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现在已经具备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
二是资本主义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在农村，随着土改的完成，贫富分化问题也随之产生：“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马车，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一小部分人出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15]（p202）。毛泽东担心“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52]（p351）在城市，“三反”“五反”运动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丑恶本性，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投机取巧、无所不为，他们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上海有资本家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勤部”，并称之为“干部思想改造所”，用金钱、美女等手段勾引、腐蚀国家干部，先后把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53]（p142）。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确实正在腐蚀着共产党的肌体和精神。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他将部分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出于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毛泽东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甚至拔高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认识下，放弃新民主主义，选择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劳永逸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也是符合共产党的思维习惯的。
三是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上越来越侧重于强调先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土改完成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同时，互助组模式的推广也产生了诸如“劳动效率高，使用土地合理，能首先采用新技术，能充分发挥党所提倡的各项事业”的积极效果，而且其进步性“已为一般农民所理解”[15]（p205）。这些生产力随着先进生产关系的建立而提高的实绩，都使得毛泽东更加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毛泽东逐步放弃了过去“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43]（p1477）的观点，转而主张“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54]（p64-75）。此时，毛泽东已经将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摆在了突出地位。他相信生产分工协作、集体化劳动也能提高生产力，也能克服机械化的不足，也能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他进一步总结道：“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我国绝大部分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52]（p405-406）而且毛泽东认为变革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要越公越好，“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52]（p381）。
历史太复杂，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当年的认识或许有些片面和绝对，他过高估计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过早消灭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但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总体上“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15]（p215）。正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是特定历史形势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所以“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15]（p66）。
四、结语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尘埃落定，它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总体来说“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55]（p801），它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我们对走向社会主义最基本的评价，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足以显示这种评价的正确性。但在这种总体评价的基础上，我们是否还有需要深入检讨和反思的地方呢？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很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这种检讨和反思一直在进行，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总体来说，这种检讨和反思主要围绕下列议题展开：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速度、形式、效果及其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基本属性；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如何看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认识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认识也进入了新阶段，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远未穷尽，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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