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从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三种情感的生发体悟及三者关系的辩证统一到三个方面的系统融合，爱国主义本质在层次递进中得到全面彰显。从单一视角看，爱国具有多重政治内核，爱党是利益考量下的主体选择，爱社会主义是价值引导下的制度认同。从关系视角看，爱国和爱党的统一是对阶级属性的判断与确证，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对历史必然的认识与遵循，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是对旗帜纲领的自信与笃定。从系统视角看，要素同质性、结构一体化和功能整体性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得以高度统一且必然高度统一的内在依据。

【关键词】当代中国；爱国主义；辩证统一；系统融合；本质特征

【作者简介】温静，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京)，2020.4.39～4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精神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17BKS03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1]自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就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从“相统一”到“高度统一”、从“内涵”到“本质”的话语改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最新观点，也充分说明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重大现实意义。以不同视角审视和剖析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阐明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性，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举措，也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迫切需要。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是指向不同对象的情感表达，每一种情感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心理意识基础。认识不同对象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情感的内涵和特点，是理解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起点。

1.爱国：多重政治内核

由于国家概念的复杂性尤其是它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流变，学界和社会对于爱国的理解莫衷一是，争议焦点在于爱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观点认为，爱国应当聚焦并局限于地理和文化层面，不应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实质上，祖国和国家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爱国对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时代相关联的特殊政治内涵，对祖国和国家的爱不能遮蔽爱国背后的政治要素。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本质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用一定政权组织形式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恩格斯指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2]277爱国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终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现象。

从古至今，爱国历来是中国人民的价值传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特质。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意识，立心立命的思想境界，既体现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的爱国特征，也彰显中国人胸怀天下、心存大义的精神高度。“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3]581840年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中国人民掀起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爱国热潮，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并致力于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新的国家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爱国便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爱国不仅寄托了中华儿女对新中国和人民政府的美好愿景，也展示出人们对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的充分认可，成为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强调：“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4]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爱国，不仅是对祖国大好河山、骨肉同胞和灿烂文化的深厚感情，更是对国家的深层情感关联，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等。

2.爱党：利益考量下的主体选择

政党是经济社会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某一阶级、阶层和集团基于共同利益要求而结成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明确阐述，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413“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11。一个人对政党的情感态度既包含了个体对自身利益归属于何种阶级、阶层和集团的认知，也包含了他对该政党是否能够代表、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判断。爱党是一种对政党的正向情感体验，它表现为个体认可政党代表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认同政党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及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制等，常常被视作政治生活中的社情民意的风向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既是中国社会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必然结果。不同于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西方竞争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告自己的利益立场，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6]809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具有利益一致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6]1094-1095，热爱中国共产党便获得了内在的合理性，成为中国人民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这种情感扎根于深厚的利益基底，其萌芽生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属性、目标任务、根本宗旨的体认和感悟过程。近百年来，人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风起云涌中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奔走呼号，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牺牲奉献，亲身经历国家和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而逐步确证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知，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认同，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情感体验。习近平强调：“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7]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既是基于自身体悟作出的正确利益决策，也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层力量。

3.爱社会主义：价值引导下的制度认同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社会主义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起已经有500多年历史。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从巴黎公社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算起，社会主义已走过近150年历程。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也开启了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发展史既有高歌猛进，也有迂回曲折，甚至是停滞后退；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展示出的价值理想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具有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同时也成为迫使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变革的强大力量。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爱社会主义视作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制度深度认同和普遍接受的态度倾向，而更应当关注的是这种情感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和终极愿望，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对未来发展的方向选择以及对崇高价值的不懈追求。

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在各方仁人志士寻找救国救民良方的探索中，各种主义、学说、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纷至沓来，各类号称社会主义的思想也竞相角力。1919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8]。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巩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追寻过程，也是对社会主义从接触到接受、从认识到认同、从真信到真爱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爱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展示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行动指南的笃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践途径的执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保障的信赖，最终指向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和坚守。

在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命题中存在两两对应的三对关系，即爱国和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关系。爱国是否一定要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党为何与爱社会主义密切关联，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三对关系内在统一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厘清爱国和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性，是深入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批驳一系列歪曲国家、政党和政治模式之间关系的错误观点。

1.爱国和爱党相统一：对阶级属性的判断与确证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整合所代表群体的不同意见并传递给国家，国家通过政党来了解群体意愿并进行治理。爱国和爱党的统一，建立在人们对党和国家阶级属性的判断基础之上，尤其是执政党是否代表自身所属群体以及是否致力于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国人民对国家的期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通过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实现。

从因果关系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活动的产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一大纲领中提出“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目标。1924年，受苏联影响的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会议上说道：“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9]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宣布“以党治国”，却因“一党专政”乃至“个人独裁”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中国新兴政党制度由此奠基，新中国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迅速建立。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实现和政党活动成功的产物，爱新中国必不能忘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功和发展之绩，爱中国共产党应为爱新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根本性质看，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在中英文词义中，“党”都含有“部分”之意，代表着社会的分化与多元。如何将“党”变成促进社会整合、维持国家统一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国实施的是新型政党制度，它能够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以及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与此相一致的是，新中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10]3，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4-5。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都致力于避免社会分裂的危险，实现对整体利益的关切。这一特点为爱国与爱党相统一奠定了内在基础，为人们的情感观念提供了理性依据。

从实践活动看，党和国家的关系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党政分工而非党政分开。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的组织核心，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针对党和国家机构重叠、职责混淆以及党委干预国家行政机关运行以致效率低下等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提出“党政分开”的思想。这是特殊背景下的改革探索之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执政党放权，更不能鼓吹党政对立甚至否定党的领导。习近平强调：“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11]在当代中国，党中央和国务院经常以联合发布文件来共同展现国家意志，人们也习惯于将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都视作国家机关。2017年两会期间，王岐山明确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12]

2.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对历史必然的认识与遵循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两大历史性任务。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满足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期待，决定着爱国和爱社会主义能否统一。“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3]109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民族传统、立足基本国情，是历史的结论和人民的选择。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举措。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方法论启示。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中国，根源于中国自身的内在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11俄国公社“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765。虽然目前学界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但这一思想展示出的科学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启示。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时，要处理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2]730。正如列宁在《论俄国革命》中所说：“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4]任何国家都要根据不同历史环境寻找适合的发展道路，“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十几国，从单一模式发展到多种模式，积累起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实践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经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为苦寻国家出路的人指明了新方向。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16]289，“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16]290。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时，蔡和森等人的观点是：“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7]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深切的赞同”，认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8]73。针对“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这一“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19]，李大钊撰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方法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澄清是非，强调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时系统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三大问题，提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20]。事实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独立力量，近代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现实优势。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也是关涉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现实课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开始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年底，党和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探索，并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1]40多年来，我们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在短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2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决定性进展，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23]

3.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对旗帜纲领的自信与笃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政党所奉行的主义集中展现政党性质、奋斗目标和实践纲领。毛泽东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18]70这面旗帜决定了政党要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设计什么样的制度规范，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创造出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3]109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的锤击，而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政党才能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5]413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24]，反映了党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5]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和政党还不能消亡，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和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26]28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探索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诠释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重要论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共同发展。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历史进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历程，二者相互影响与作用，彼此见证与成就。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小走向成熟，克服了割裂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以及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毕其功于一役”等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九大，党代会报告的主题词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7]

社会是由多种要素按照一定次序建立而不是机械结合起来的复杂性有机整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8]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一有机系统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要素、结构、功能三方面审视它们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存在状态和运动特点，有助于回答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何以能实现高度统一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

1.要素同质性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基本条件

作为同一有机系统的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之间既有相同的普遍性质，也有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性质。这些同质之性便是个体产生正向情感投射意愿的缘由，即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基于要素的普遍性底色。

从历史基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出现时间和发展轨迹不尽相同，但它们发源于同一文明血脉，传承同一文化价值体系，拥有同一群体的历史主体和创造者，从诞生初始就带有同样无法磨灭的深刻历史烙印。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和精神追求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种要素的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甚至“日用而不觉”。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政治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的重民理念，“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的法治观念，“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任贤意识，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9]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葆有共同的集体记忆，饱含摆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奴役受压迫命运的渴望，胸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愿景。中国的先进分子创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共同缔造新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共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立在人们对百年沧桑的历史反思基础之上。

从民族特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种要素都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对中华民族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的全面把握，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考量，对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统筹协调，以及对民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积极应对等。习近平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26]166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致力于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0]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始终把解决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0]6《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道路，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2]12。

从时代品格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种要素都通过不同方式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色与风格，既有对时代背景的直观反映，也有对矛盾冲突的聚焦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以及根据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的顶层设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时代风貌、反映了时代诉求、展现出时代成就，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时代大潮中的全方位转型与变革。在世情国情不断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大到强，在党员队伍、自身建设和目标任务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趋势。全党同志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时代大势、洞察时代问题、引领时代方向，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只有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下更大功夫，才能“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32]4。

2.结构一体化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核心要义

系统一般由动力、执行和传动三部分构成，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系统中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系统的完整性，共同推动系统的健康发展。三种要素之间深度契合、浑然一体的关联方式，不仅是中国社会保持多年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得以高度统一且必然高度统一的核心要义。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系统的动力部分，是维护系统良性运行的决定性要素。动力性能良好的系统将保持稳定发展，动力不足将导致系统运转受阻，没有动力的系统将逐步走向停滞。中国共产党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伟业的智慧和力量，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只有加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代中国社会系统的执行部分，通过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依法履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逐步实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巨变，推动国家机构不断健全、国家职能日益优化，也推动中国以崭新形象和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是要健全和完善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规范，提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让社会系统的执行部分更加规范有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系统的传动部分，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传递至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驱动中国社会按照正确发展道路前行。它符合社会有机体发展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2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当代中国形成更为高效的社会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种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和影响，形成了紧密衔接、有机联动的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向，中国共产党需要国家政权来推行政党意志，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反映政党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创新驱动，依托国家权力传导施政理念和大政方针。任何一种要素都受到其他两种要素的作用并对其他两种要素产生反作用，任何一个要素的问题都会诱发其他两种要素的连锁反应，三种要素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人们对其中一种要素的情感投射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其他两种要素，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不可分割。

3.功能整体性是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必然要求

社会系统具有维持系统良性运行、保证内部动态平衡和应对外部风险考验三大基本功能，其系统功能建立在要素功能的基础之上，但不等于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高度统一的发展态势有序运行，才能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功能得到整体性实现。

从维持系统良性运行的角度看，各要素功能必须形成整体合力，避免相互抑制、彼此抵消或无法共存等现象，才能确保有机体系统的正常运转，保证系统功能不因内部的无序运动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耗或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磨合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功能实现机制，推动中国社会逐步成长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级组织系统，将中国带入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3]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就是延续三种要素功能整体协作、共同发力的良好运行机制，围绕同一目标、着眼同一任务，促进中国社会稳步发展。

从保证内部动态平衡的角度看，各要素功能只有朝着同一方向进行调整、变革和巩固，才能与其他要素功能相呼应、与系统功能相匹配，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适应整体发展要求。当代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既迎来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问题累积的矛盾凸显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要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要全面提升各自的社会治理能力，优化各自的社会治理功能。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就是认同三种要素在聚焦主要矛盾、统一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和探索创新，支持三种要素保持协调发展的态势，为中国社会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

从应对外部风险考验的角度看，各要素功能只有围绕系统功能的整体安排，服从系统功能的统筹调度，才能防止系统功能遭到破坏，最大限度地消除环境对系统的负面影响，逐步构建环境与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既面临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又面对巨大外部压力，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安全环境更为复杂，意识形态挑战愈发严峻。只有将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才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功能实现过程中相互补充、共同推进，最终形成大于要素功能之和的系统功能，从而真正做到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借鉴一切文明成果但不照搬照抄别国发展模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基础上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在发展中国的进程中为推动世界和平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

[1]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8.

[9]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主要篇目介绍[N].人民日报，2019-10-28(2).

[12]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 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治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7-03-06(4).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76.

[15]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

[1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

[1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9]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9.

[20]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7.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2.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1-342.

[2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7]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5.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2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11.

[31]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3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33]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 促进青年成长进步[N].人民日报，2017-0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