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奇迹”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果，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时代意识与问题导向，这要求我们从新时代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理建设和内在要求，通过历史教育来解析“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奇迹”，既要从道路探索的角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又要从治理效能的角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与体系结构，还应从国际比较的视野阐明“中国奇迹”在国家治理与发展问题上的智慧贡献。

【关键词】中国奇迹；历史逻辑；制度优势；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吴起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0.9.89～9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项目批准号：19JDSZK036)的阶段性成果。

面对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1]“中国奇迹”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果，“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需要关注“中国奇迹”的生成与发展轨迹，尤其是要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哲理。换言之，“纲要”课教学与研究要进一步强化新时代站位，以现实为问题起点和落点，逆向思考，顺向叙事，注重从学理上解析“中国奇迹”，以坚定学生“四个自信”。由此，本文尝试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智慧三个方面谈些看法。

道路决定命运。要讲清“中国奇迹”的历史逻辑，最重要的是讲清近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抉择及其启示，特别是要分析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复兴之路。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P117-118)回顾历史，宏观来看，近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抉择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84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问题是“中西之争”；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要问题是是否选择以及如何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曾言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669)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也长期面临着一系列内忧外患，特别是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入侵和工业文明冲击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亟须探索的命题。中华民族在价值追求、表达方式与认知工具等方面创造了高度的文化成就，沉淀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遭遇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提供了探索求存的精神动力与智慧资源。[4]在内忧外患中，中国既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走向解体，也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丧失主权，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分割控制下维系着变革图存的整体姿态。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有识之士尝试移植军事、工业、制度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先进经验，但收效甚微。及至辛亥革命，中国虽然建立了欧美式共和体制，却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反思迷信西方的问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

如何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同时规避资本主义弊病成为道路探索的新内涵，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工业化缓慢启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向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道路的现实起点。这一探索的逻辑主线是阶段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必要前提。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完成，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突出问题变为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由奋斗目标、核心任务、主要原则、战略布局等要件构成。“纲要”课教学在讲述新中国建立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纷繁复杂的事件、运动、人物过程中，要关注构成道路之要件的历史演进及其逻辑。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和核心任务来讲，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工业化问题，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在30年时间内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P557)当然，历史表明结合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设定也在不断调整，内涵越来越丰富，目标要求越来越高。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十七大首次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并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到十九大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凭空出现的“飞来峰”，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国情下的坚持和发展。这里需要理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内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接力探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体现；而且需要坚持改革开放，释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改革开放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6](P39-40)这为我们从历史逻辑上阐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点之一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出现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允许多种所有制与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与主要原则来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重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思想政治工作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是时代使然也是现实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地积聚有限资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重大问题，且随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逐步显露，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之付出了巨大心血，其探索的成就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后来提出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布局中探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世纪后，在“五个统筹”的框架内布局国家建设。在新时代形成“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讲清楚这个历史过程的逻辑，需要深入每个具体布局内里去分析和总结。例如，从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两个大局”观，到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再到高扬共同富裕旗帜，强调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就需要在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变化过程中进行理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贫穷与温饱问题，到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国家财力的迅速增强，再到东部带动和支援中西部地区发展、先富带动后富，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对帮扶等具体措施使“共同富裕”成为现实，社会主义优越性有了得以发挥的财力基础。

总之，“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纲要”课教学必须具有恢宏纵深的历史视野，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持续探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以及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转化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叙事，讲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逻辑脉络。

新时代“纲要”课的教学与研究，不仅要继续关注历史事件与人物，更要讲述近现代中国的制度议题，“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7]这要求及时跟进、学习和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的新思想新论断，提高时代站位和问题意识。具体而言，一是阐释近代以来的制度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历史逻辑起点；二是阐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完善；三是通过治理绩效说明制度优势。

封建中国治理体制的危机与欧美列强的入侵开启了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而治理效能是制度变革的基本考量。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族群人口、风俗文化、经济活动等因素造就了古代中国广土众民的治理规模与难度，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加剧传统治理体制的危机，先进中国人向欧美列强寻求现代制度的建设经验，“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7]究其失败原因，固然复杂，但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中国国情，难以冷静客观地评价和吸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关于国家治理制度与理念中的合理因素，导致不同程度的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甚至有全盘西化的言论。这说明后发国家的制度现代化容易在实践中变成制度移植，新制度由于缺乏本土基础与历史支撑而难以发挥效能。制度现代化必须立足本土实际，把继承转化本土的优秀治理思想与吸收融合世界制度文明成分结合起来，创造适应现代中国的制度体系。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探索历程看，制度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是通过组织和教育把民众转变为新制度的实践主体。辛亥革命以后，共和体制的低效困境暴露了民众与制度现代化的脱节，而新文化运动力图在社会大众中间普及现代知识。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通过一定的团体把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使之成为反抗内外强权和参与创建新制度的主体；同时反思了制度现代化的目标，“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8](P257)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仅使制度现代化的方式从自上而下地空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自下而上地组织教育民众，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崭新目标。经过28年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9](P348)这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立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我们党进而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过程也充满曲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设定了关于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P28-29)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更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党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定型的关键环节。这次会议“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1]这首先要求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建设的基本历程与理论结晶，抓住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总结制度建设经验，呈现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此外，还应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构造。例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必须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制度探索中才能说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中国奇迹”的制度支撑，而且其本身就是世界制度现代化历史的一个奇迹。

“中国奇迹”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了中国国情并发挥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从旧中国的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治理危局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2](P2-3)工业体系建设、“两弹一星”等成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令世界瞩目的大规模扶贫减贫行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组织国际重大活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却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命运。中国人民睁眼看世界，是在国际比较中思索中国的前途，也是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较量博弈中逐步改善中国的发展环境。因此，“纲要”课讲清“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需要运用国际比较的视野来呈现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探索抉择。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没有迷信他国经验，而是独立自主地从自身国情出发进行探索，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在此，本文仅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解放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谈些认识。

其一，在反抗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产生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与强大的国家能力，破解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长期稳定的难题。

对于沦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殖民掠夺是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基本方式，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展而演变成了世界殖民体系。20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亦属于这一潮流。然而，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面临着国家认同低、国家能力弱与国家制度现代化停滞等问题，或因内战频仍而无法维持稳定秩序，或因外部干涉而无法维持独立自主，或因民众松散、组织滞后而无法运作制度，等等。与之相比，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反抗殖民主义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但能够长期保持独立自主、安定有序，保持着高度的国家认同与强大的国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破解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国家现代化上的后发劣势。欧美地区的国家现代化是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自然发育的，民众观念变迁与国家制度变革保持着协调推进、水乳交融的关系；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后发国家来说，国家现代化面临着时间周期短、民众观念滞后等因素，特别是亚、非、拉美国家的独立往往是由于殖民势力撤出等外部因素而实现的。与之不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新中国的内生基础，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组织和教育人民由下而上、由内而外地实现中国的独立解放，人民性是中国革命的鲜明特征。因此，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的智慧贡献在于实现了民众认同与制度建设的辩证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释放了人民大团结的国家力量。

其二，在应对发达国家工业先发优势的问题上，新中国依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工业体系建设的高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难题。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中国最大化地克服了工业体系建设的后发劣势。在历史上，工业化先发国家依托科技创新、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等方式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与市场，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体系而形成垄断地位和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建设，往往面临着起步晚、周期短、资金少、干扰多等问题。正是如此，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试图依托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工业，但出现外债沉重、结构失衡、列强干扰等问题。对此，李大钊指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13](P272)新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出现殖民掠夺或依附他国的现象，而是自力更生地创造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这首先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效率，党政军民学、全国一盘棋，最大化地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其次，阶段性地调整发展战略，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积累、低消费，夯实工业、农业、交通、国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继续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高度重视改善人民生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4](P167)在发展实践中不断丰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优越性的认识，不仅能够独立自主地利用外部的资金、技术、产业转移等有利因素，而且能够排除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弊病与干扰，探索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现代化道路。

其三，在应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问题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破解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难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破解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的难题。改革开放是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5](P261)因此，改革开放是一场接续探索，通过体制改革创新来充分调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通过对外开放来充分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探索中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改革发展、融入世界的示范样板。相比之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所谓的“人道社会主义”“休克式疗法”等思想的诱导下遭遇重大挫折。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该改革的一定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6](P133)

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引领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浪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把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优势与市场、资本等要素结合起来，避免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遭遇的金融动荡、增长乏力、产业转型困难乃至“中等收入陷阱”等弊病。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所采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则是欧美国家运用市场化、私有化等手段改革福利政策弊端的产物，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生产盲目性等根本缺陷。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探索和思考从未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基石、核心，而是始终围绕它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及优越性的充分发挥”。[17]以我为主、立足本来、海纳百川、有批判有选择地吸收、在综合中创新发展，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出中国智慧历史与现实价值。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休止的对话，“中国奇迹”为新时代“纲要”课的学理创新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意识，要求“纲要”课教师具备恢宏的历史眼光、广博的国际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海量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学养，带领学生在更深层次上培育历史理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2(2).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是，2019，(23).

[8]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9-11-06(4).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3]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杨凤城.中国共产党改革观的历史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