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组成部分设立和进行建设的。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对学科属性的认识、学科如何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制约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了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将这个学科改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界定“基本问题”，设立合理的课程。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属性；基本问题；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师吉金(1962-)，男，山东济南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辽宁锦州121013)。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四平)，2019.2.107～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16BKS016) 。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六个二级学科中，作为后设立的学科，与其他五个二级学科相比，“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较多，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研究最为薄弱。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研究，以2008-2010年最为集中，此后，就呈现出零散化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由于这个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恰恰是由于存在的问题难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缘故。从某种角度说，研究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学科的发展。因此，科学地分析这个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关于学科属性问题
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一事实看，显然是将这一学科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组成部分，或者更明确地说，这一学科是理论学科或以理论为主的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设立这一学科的原因和目的之一是“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1]525。“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1]526。
对于设置这一学科的原因和目的这一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学者认为，增设这个学科，“是建设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2]而有的学者却认为：“如果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加强和完善’来看，有无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这个二级学科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它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多少显得有点不协调，甚至影响到其‘内在科学逻辑性’”[3]。但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设立的背景来分析问题，即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则会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一门具有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3]46。
笔者以为，上述分析和界定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学科的属性或学科性质有冲突。从上述分析看，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理论学科的观点，其原因基本上是从学科功能上进行分析。因为这个学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部分设立的，是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功能的。而实际上，学科功能和学科属性毕竟是可以不完全一致的。直白些说，学科属性不由学科功能来确定，而是以学科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对此，张静如先生曾进行过清楚的说明。张静如提出：“一般说来，课程的作用与学科性质是一致的，而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以不同。”[4]447“凡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4]448“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个界定，已经说明了这个学科性质或属性是历史学科而不是理论学科。
这实际上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历史学属性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地位。这不单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一个学科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不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研究和阐述的，其所有的内容都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则不然，这个学科是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比较，“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的联系不密切。也就是说，就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改革开放这“四个选择”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但毕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进程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联系。有学者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要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2]46。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一学科的实际状况看，这个学科并没有突出地起到这方面的作用。虽然有学者提出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学科作为一个学科群进行建设的设想，但从全国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也没有付诸实施。其实，能够起到这方面作用的不一定非要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中，所开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课程，就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当然，就时间节点看，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无法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问题，更明确地说，必然要涉及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的历史，就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会上溯到辛亥革命时期或更早的历史一样。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不相吻合，那么这个学科的研究一定会出现问题，其发展一定会走弯路。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中是有教训的。“中共党史”1958年被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后，其学科被误认定为理论学科，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用研究理论的方法、研究政治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成为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直到30年后，“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问题才受到重视并逐步统一认识，即“中共党史”是历史学科，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借鉴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确立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用30年时间才基本上而不是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很深刻的教训。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教训也是如此。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到现在的10年间，研究方向的设立、课程的设立并不完善，对这个学科的建设的研究、对这个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实现至少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学科设立时的预期愿望。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我们看得很清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就有学科研究方法不清晰、不明确的原因。
二、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问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设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目的，除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外，还有一点，那就是“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1]525。
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设立的情况看，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恐怕是学科设立的最重要原因。学者们多次强调这一点。有学者明确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增设这一个二级学科的最主要目的，显然更主要的是从‘进一步强化’新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其提供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的角度来考虑的。”[3]45也有学者提出：“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讲，一直到2008年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才真正解决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直接的学术支撑和学科支撑问题。”[5]“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不是必须由“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支撑？从学科设立的初衷和学术界的观点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中的“中共党史”两个二级学科达不到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目的。对此，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从时限上看，“中国近现代史”下限、“中共党史”上限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不一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上限为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为当前，而“中国近现代史”的下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党史”的上限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内容、研究侧重点不一致。
实际上，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中国近现代史”下限不一致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些教材已经将“中国近现代史”的下限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了。如王桧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就是如此。
此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中所规定的课程设置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外，其他的课程如“中国近现代史概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等，这些课程和“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的课程设置并无大的区别。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至少可以分担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任务。
第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否在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学科设立的初衷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应该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还没做好，或更重一点说，还没做到。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不仅仅是设置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学科，而是在设置这个学科的基础上，从学科方向、学科内容等方面，有意识地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有意识地解决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问题，有意识地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问题。而实际情况是，现有的方向设置和课程内容缺乏达到这方面目标的自觉性。
在学科方向上，由于全面掌握所有学位点本学科方向的设置有难度，所以笔者随机抽取了一些学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学科的方向设置，基本上有如下几大类：第一类是从宏观上研究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如“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基本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研究”，等等。
第二类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如“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基本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道路选择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问题研究”，等等。
第三类是研究政党的，如“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等等。
第四类是人物及其他，如“近现代中国人物研究”“中国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研究”“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等等。
从这些方向的设立我们可以看出，多数学校在这个学科的方向设立问题上随意性较大，除了少数方向外，大多数的研究方向并没有严格考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缺乏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自觉性。与方向相联系，本学科的课程设立也欠周全。虽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在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中明确了这个学科的课程设置，但许多学校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设置课程。方向设立和课程设置，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其结果当然就是学科不能很好地支撑本科生的课程，这就有违学科设立的初衷。
三、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问题
前述两个问题制约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也制约着这个学科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入手。
第一，明确学科属性问题。如前所述，“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学科属性不清是制约这个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吸取“中共党史”学科由于学科性质、学科属性不明确而影响学科发展建设的教训，以及解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学科性质、学科属性。笔者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从学科名称入手解决问题，那就是将这个学科的名称改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虽然从字面上看，仅仅去掉了一个“史”，却可以解决学科性质问题。因为这样做，就避开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史学学科还是理论学科的问题，使其成为名正言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担心，“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内容限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上，去掉“史”字，涉及的内容就不仅仅是历史问题了。笔者以为，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不论有没有“史”字，“基本问题”的外延都不可能无限扩大。也就是说，从时间限制看，还是在中国近现代的时段内；从内容上看，还是重大问题。其实，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学科名称这个问题。李松林、韦磊在2013年就提出：“鉴于有不少学者对于本学科称谓的误解，以及本学科研究重点，我们在这里也提请有关方面是否可以将本学科的称谓改为‘近现代中国研究’”[6]。
至于这个学科名称变化后，怎样协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历史支撑的问题，也有解决的方法。一是在“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二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已明确提出，要深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要进行这些历史教育，就要相应地开设相关课程。这两个举措完全能够弥补从史的角度支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问题。此外，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支撑。
第二，研究“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的问题。这是解决这个学科的内容进而影响学科课程设置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现有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就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从而影响了学科建设。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那么，基本问题是什么？笔者以为，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梦；第二个层面是“四个选择”；第三个层面是中国近现代重大问题，包括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的整体结构。
第三，解决“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的课程设置问题。在这方面，一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要求。即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实际，设立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各二级学科都开设的通识课程。二要考虑课程属性和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按照前面所说的“基本问题”的三个层面，相应地设置相关课程。三要考虑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问题。也就是考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问题，适当地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上予以解决。如果考虑了这三个问题，那么课程设置的规范性、准确性等问题就能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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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建孙.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8)：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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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2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5]齐鹏飞.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9(2)：70.
[6]李松林，韦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