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世界历史理论为视野，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叙事霸权；以唯物史观超越“文化本体论”，借古代社会和俄国发展道路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奠定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道路多样化的基础；以“现实性”维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二重性，以“价值性”维度揭示共产主义必然性，突破资本主义文明观单一现象性维度的局限；为当代重构文明话语、解剖技术异化问题、启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理解世界历史的理论工具，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其世界历史意义在新时代持续彰显。

[关键词]世界历史；现代文明观；当代文明论；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旭，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理论探讨》(哈尔滨)，2026.1.117～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汇通研究”(23&ZD009)。

世界历史与现代化的辩证统一既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也是被马克思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特征。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世界历史理论为视野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的霸权，揭示了文明演进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多样性可能，为突破资本主义单一现代性提供了思想坐标。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以文明冲突、技术异化、生态危机等新形式不断加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文明多样性与跨越式发展的真理性，更迫切要求我们从世界历史高度重审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探讨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解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自觉的理论钥匙，也是摆脱当代全球文明困境的思想资源，更是推动人类文明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根基。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丰富的思想渊源。15—18世纪“地理大发现”与环球航海的完成促使欧洲人的历史意识突破了地域性局限，人文主义思潮与启蒙运动的兴起取消了神对人类历史的主宰并恢复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影响使英国崛起为“世界工厂”。这些历史事件既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冲击了以民族与地域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传统，又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促进欧洲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而引起了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哲学反思，而“文明”概念正是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被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伏尔泰“第一次概述了文明的普遍历史”[1]，卢梭提出“野蛮-文明”分析结构推进了文明观念发展的历史，马兹利什将启蒙主义文明观划分为“殖民意识形态”“欧洲意识形态”两种类型，并企图通过“将文明与全球化结合起来”[2]推动当代欧洲文明观念的进步。不可否认的是，启蒙主义文明观始终存在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文化本体论”①为哲学基础；二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世界视野。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是从唯物史观审视世界历史的理论结果。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规律进行考察，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生产体系的形成作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为其现代文明观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现实视野。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将人的物质劳动实践及其生产方式作为文明的基础，将整体的世界历史作为考察的现实范围，超越了启蒙主义文明观“文化本体论”的哲学基础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视野，使文明观研究既立足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又回归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然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并非从来就有，而是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展开而逐渐形成，对启蒙主义文明观的思想革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超越“文化本体论”。在全面阐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用卢梭“野蛮-文明”的相对主义结构来区别人类社会的落后与先进、低级与高级两种发展状态，如“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到现在”[3]556。这种相对性的“文明”概念意味着马克思此时还未在野蛮与文明之间设定客观清楚的划分标准，但这种模糊性在聚焦“资产阶级时代”时具有了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运用‘文明’一词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时，其文明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4]。马克思指出，机器大工业“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566。而这里的“文明国家”以及同时期出现的“文明社会”“文明世界”“文明民族”等复合概念实际上均指“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此前的论断亦与此相呼应：“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3]97然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聚焦并非理论向现实的“坍缩”，而是找到了一把“解锁”世界历史的“钥匙”。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将“野蛮-文明”的相对性结构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质”，“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690。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明观，它并不把现存的文明形态视为不变的“文化实体”，而是视为历史的产物和复杂的矛盾体，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整体历史趋势中审视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马克思此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挑战，推动马克思通过古代社会研究和东西方社会比较拓宽其文明观的历史视野。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研究中扬弃了“野蛮—文明”相对性结构，肯定了摩尔根“蒙昧—野蛮—文明”的系统性结构，并“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6]15。作为这一理论意图的具体执行者，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时代划分标准进行了系统性改造：“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6]38同时，恩格斯将私有制、专偶制家庭、国家的建立作为文明时代的形成标志，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6]196，且主要表现为“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三大奴役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为以往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文明分析结构，而且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文明判断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绝非世界历史的唯一“中心”，以俄国、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文明地位和文明价值。因此，马克思并不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认为俄国可以发挥自身作为文明主体的能动性力量，利用“农业公社公有制”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的内外双重优势，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之路。马克思甚至认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7]572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从理论上既为东方社会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道路，更为世界历史的文明多样性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思想变革并非停留于思想中的，而是要将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深刻理解为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趋势的现实运动。马克思从不将文明视为静态的地域文化标本，而是看作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随着世界历史潮流动态演进的矛盾统一体，既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也敞开非西方社会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空间。正是这种根植于世界历史现实发展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现代文明观超越了单一性或阶段性的局限，成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把握现代化道路选择权的思想坐标系。因此，对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当代理解，不能止步于对其产生过程与思想变革的现行梳理，更需回到唯物史观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意图，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继续探索当今世界历史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以“现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辩证视野，审视文明演进的内在矛盾，守护文明多样性的底线，使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延续与彰显。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思想变革虽然是在扬弃启蒙主义文明观的过程中历史性发生的，但其变革意义并不局限于19世纪，而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整体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观主要立足对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分析，因此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需要展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如果说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明观主要通过强调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推动作用，否定了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文明特殊性与主体性，那么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文明理论②则在承认不同民族的文明独特性与主体性的基础上，渲染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悲观主义世界历史。然而，在马克思现代文明观视角下，世界历史既非以资本主义均质化为追求的历史空间，也非由现存文明相互叠加、相互冲突形成的文明矛盾体，而是需要通过文明形态的发展演进——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运动—来解决现有内在矛盾的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实际上内在具有“现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双重维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二重性的剖析和对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的探索推断出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现实性维度通过聚焦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二重性，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张力与现实格局。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文明形态，在瓦解封建社会、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开拓历史格局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5]33-34因为封建社会要求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社会却需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5]34。资本主义社会以现代科学发展为基础，“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促使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形成了以雇佣劳动制、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不仅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且“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3]566。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8]在资本的驱使下，现代交通工具与世界市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进而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规划了基本格局。正是“资本来到世间，并以它强有力的手，第一次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广阔地平线；又以它强有力的逻辑，在这个世界上重新规划出用以确定方位的经纬线”[9]。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极端异化，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但并没有消灭剥削本身，只不过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5]34。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失去了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可能，成为除出卖自身劳动力和接受资产阶级剥削外便无法获得物质生存资料来源的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3]541，但这种对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实际上并非来自世界市场本身，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的驱使下将世界各民族联系为一个整体，使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3]541-542，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整个世界历史都只不过是资本用于实现自我增殖的工具与手段而已。因此，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发展既得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推动，也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价值性维度通过揭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呈现出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文明图景。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本质和内在矛盾，而且在于“把文明更深入地理解为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及其实现条件，进而指明了共产主义这一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10]，并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实践路径。从普遍性角度看，共产主义代表着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与必然趋势。人类历史自古以来就处于不断发展变革中，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重要变革意义的社会历史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与作为一种现存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3]197，因而它“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3]539，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539，而这种运动“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539。换言之，并非所有的社会变革运动都可以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特指在资产阶级时代和世界历史已然形成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现实运动。马克思指出，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5]45。就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一切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和最后形式而言，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意味着扬弃一切私有制形式，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这一转变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从特殊性角度看，不同民族与国家应基于自身具体国情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共产主义实践路径。马克思在思考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趋势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民族都必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向共产主义。对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世界历史已然形成的现实条件使其有可能直接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成果，并通过改造自身社会结构，尤其是通过发挥公有制要素的潜力、克服私有制因素的局限，就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深刻辨析了“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和“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两种私有制形式，并指出“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7]590。东方与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道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因同处于世界历史整体之中，它们必将相互影响、彼此补充：“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8由此可见，各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在共产主义普遍性原则之下，这些特殊路径非但不会导致文明冲突，反而能够通过相互支援、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目标。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通过“现实性”与“价值性”双重维度的文明审视，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构特征与历史走向，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观单一现实性维度的理论超越。当代西方文明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文明观的当代理论表达，反映了资本主义文明观已经丧失了对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文明憧憬，其悲观主义基调正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困境的鲜明写照。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困境虽然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但并非整个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体性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僭越，既避免了纯粹经验描述的片面性，又超越了乌托邦式的价值空想，为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构成与动态发展提供了深刻而开放的理论框架。在当今全球化纵深发展、文明对话与冲突并存的背景下，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依然具有显著的理论活力与现实解释力，不仅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提供理论工具，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理论根基，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具有的强大价值引领力量和实践指导意义。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不仅在文明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的理论超越性，更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自觉和文明对话中彰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文明的建立虽然可以追溯至几千年前，但人类对自身文明的自觉是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现实契机的。西方社会的文明自觉形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与其他落后民族的接触与比较过程中，东方社会的文明自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形成，“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自觉”[1]，而只有当东西方社会普遍建立了对自身文明的自觉，世界历史才能实现平等的文明对话与和谐的文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2]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觉既具有重要的民族意义，也树立了东方社会文明自觉的典范，更对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文明平等和文明对话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当代价值。

其一，马克思现代文明观重构了当代文明话语体系。20世纪初以来，以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建立了以“文化形态学”“轴心时代论”“文明冲突论”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文明理论，是西方社会文明自觉的最新理论表现形式。当代西方文明理论赋予文明如同有机体般的宿命论循环逻辑；将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归于精英阶层对精神挑战的回应能力；将人类精神的“突破性”提升为文明共享的源头；在冷战后的秩序焦虑中将世界历史视为由不同文化实体组成的文明矛盾体。总之，当代西方文明理论在思想内核上继承了文化本体论的基本特征，将文明描绘为一种几乎纯粹精神性或文化性的现象，使世界历史被分割为相互独立、自我循环和偶然碰撞的文明单元。在马克思现代文明观视域下，人类文明的演进动力根植于社会经济，世界历史文明叙事的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生产关系变革与阶级结构冲突。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强调，人类文明兴衰变迁的根本动力并非预设的文化灵魂，而是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交往方式及由此构成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物质性重构力量强行将一切文明体纳入其运行逻辑的过程。在马克思现代文明观视域下，所谓“文明冲突”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和现代性矛盾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维度的表现，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际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公正。因此，要真正实现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限制，推动建立一种公平正义、尊重差异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不仅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话语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重建一种立足全球正义、强调辩证统一的文明叙事逻辑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拆解了当代文明现实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形势较之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产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主导着世界市场，因此产生了诸多文明问题，如民族冲突与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困境、技术资本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文明悖论、生产力至上与生态危机的文明矛盾、文化认同碎片化与共同价值的文明窘境，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纷繁复杂、表现各异，实则深层关联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与文明演进的内在张力，它们既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矛盾积累的显现，也是资本逻辑对文明多样性压制的结果。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以历史辩证法为“手术刀”，从根源追溯、性质辨析到路径指引，系统拆解其复杂构造，为理解当代文明困境提供了清晰的认知框架。多元现代性与文明冲突的困境实际上缘起于对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过度强调，应以历史辩证法重构世界历史的文明叙事，承认文明多样性与文明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并在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中逐步消解文明冲突；技术文明与人本主义的文明悖论是资产阶级用技术统治的方式支配人，进而将人工具化的结果，应以资本主义批判揭示技术的异化本质和资本对技术的操控，驾驭技术文明的潜力，使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而非制约人的发展。总体来看，在所谓的当代文明现实问题中，一部分问题属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只是被刻意夸大了，应该给予思想观念上的纠正；另一部分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历史的主导而形成的，需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来改造世界历史的现状。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分析工具：既要承认这些问题是世界性、历史性的，也要从制度层面提出系统性对策，包括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科技发展的人本导向等。唯有如此，才能跳出资本主义文明观的解释陷阱，在全球视野中寻求真正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发展路径。

其三，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启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自觉。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就将中国视为被迫以鸦片贸易的形式实现了“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5]608的东方国家；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俄国社会道路的“跨越论”设想间接肯定了中国的文明主体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变革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启发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转变，逐步建立了内源驱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壮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市场经济的垄断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文化底蕴，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性结合，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济制度模式。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强调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而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将中国传统的“天下文明”观念与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熔铸为一体，将五千多年文明传统与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趋势相结合，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寻找自身发展方向和文明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类的整体性和共同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不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觉醒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条件，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审视、自我定位、自我评价进一步提供了历史性框架、文明论依据、价值性标准。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人类社会的文明自觉虽然是从西方社会开始的，但长期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旋涡，从而遮蔽了东方社会的文明主体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多样性。当今世界历史虽然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本革除，反而进一步以当代西方文明理论与当代文明现实问题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话语的理论工具，提供了分析当代文明困境、探索文明发展新路径的理论框架，从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当下展现出更加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重大实践，正在形成对自身现实独特性与价值普遍性的文明自觉，为人类文明注入了新内涵、开辟了新可能。面向未来，我们应继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推动构建一种真正平等、开放、包容的全球文明对话秩序，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①文化本体论指以文化为基础进行历史研究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体现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肇端于伏尔泰对不同民族文化风俗特征的总览，是当代西方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

②当代西方文明理论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理论，主要包含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等学者的“文化形态学”“轴心时代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是“文化本体论”在20世纪“西方文明论”研究中的具体理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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